大宋提刑官清正廉潔的提刑官宋慈為何辭官?
電視劇《大宋提刑官》據説收視率超過新聞聯播,讓人喟歎。看了以後,總的感覺是,惡政就如浪裹沙,長使英雄淚滂沱。
宋慈(1186——1246)尚刑名之學,以為“獄事莫重於大辟,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於檢驗”,也成為其着作《洗冤集錄》的開篇醒語。宋慈而立之年入仕,一生斷獄無數,絕少錯紕,加之性情剛直,所到之處,“雪冤禁暴”,扶正安良,名震朝野。如《大宋提刑官》劇中所述,正當其以鑿鑿證據想參劾眾官,整肅吏治的時候,面對南宋理宗(趙昀,公元1224——1264年在位)焚燬證物的舉動,他突然感覺到:對於朝廷,他是何其多餘;少時抱負,又何其虛妄?
宋慈的辭官(假設果有此事)是可以理解的。古時的道德結構中,“忠”、“孝”之上還有“仁”,“仁”才是最高的道德訴求。雖也有天人感應、皇權神授之説,但中國的皇帝最終是世俗的皇帝(不象日本“不食人間煙火”的天皇),官員有更多的機會覲見面聖,其神性易被窺破,盡忠的心理就會受到挑戰。所以面臨兩難時,不盡忠,可成仁。對於“仁”的德行標準,已存古訓:“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對於封建知識分子的宋慈,要其放棄剛直秉性,或毋寧死。那麼既不能宦途騰達,不如歸去。
但問題是,宋慈是如何忽然感覺到自己是多餘的呢?
事實上,宋慈的入仕時已經是風雨飄搖的南宋末期,內憂外患,民反兵亂頻仍。宋慈的存在,或許為百姓留了一線希望,但同時對朝廷而言是不合適宜的。記得學者吳思曾在文章《惡政是一面鏡子》中説過,“一個變質的政府,一個剝削性越來越強、服務性越來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變質的官吏,需要他們泯滅良心、心狠手辣”,而正派官員將被逐個淘汰。清官和惡官的混合比例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選擇的結果”。
他還舉例東漢舊事。東漢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皇都洛陽南宮起火。漢靈帝想重修,但國庫已虛,如之奈何?於是下令,天下田每畝交十錢;官員升官上任,也須先交錢。當時鉅鹿太守司馬直乃正派官員,新接任命詔書,在效忠皇上和不搜刮百姓的兩難選擇之間徘徊數日,服毒自盡。
在古代,知識分子要協調“忠”和“仁”是不易的。在心理的道德煎熬中,不忠和不仁或許都是無法原諒的,就只能從忠仁之爭中退出來,或自盡以謝,或歸隱而終。
可見宋慈的辭官也屬必然。因為按他的主張,必須責罰眾官,豈知理宗雖昏庸,但一個起碼的道理還是懂的:法不責眾,當時朝廷本是惡官雲集,如全部較真責罰,哪裏還有官吏維持朝廷正常運轉?
當然,若真休克治療,雖存風險,但中興還是可能的。歷史也無數次證明了這一點。
遺憾的是,惡政在更多的情況中是一發不可收,象病毒一樣感染、複製,為了防止惡政遭到外來的威脅,必須加大惡政的成本,如此一來,就需更加肆虐,培育出一個具有獨立生命的利益集團。這也就是貪官的慾念模式,既然貪了,就要防範被揭發,防範是需要成本的,為了獲得防範的資本,於是愈貪,騎虎難下。但是,當説一套做一套日益風行,當惡政超出了百姓的承受程度,那麼一個王朝也就必將壽終正寢。
漢靈帝賣官鬻爵修復寢宮的時候,距離東漢的“實際滅亡”只剩4年。宋慈死後,到南宋投降只剩30年。
宋慈最初是迷信斷獄技術的,他的高超技藝和審慎態度也證實了這一點。可技術是把雙刃劍,對於技術的態度只能是信任而不是膜拜。比如其政敵刁光鬥、吳淼水等就將過人心智用於貪贓枉法,以至一度讓宋慈蒙冤。更何況當時本是魑魅魍魎的時代?當他明白這一點,也就明白了他的存在對於朝廷的多餘。
但對於民間,百姓對宋慈仍是翹盼的。因為底層百姓的權益是極其脆弱的,極其容易受到“合法傷害”的,他們需要一種制衡,哪怕不多。
所以,崇拜清官的時代必是不幸的時代,清官被驅排的時代必是一個即將終了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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