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江西?揭開歷史上江西之名緣何千年不變之謎
今天中國的省份名稱,許多是以名山大川命名,彼此不乏對應的稱呼。譬如太行山分隔開“山東”、“山西”,黃河區分了“河南”、“河北”,連洞庭湖南北也有“湖南”、“湖北”,但偏偏作為國內第一大河的長江,因之命名的只有“江西”,卻無對稱的“江東”,這是怎麼回事呢?
從大變小的“江東”
“江西”這一名稱,可以追溯到唐代。唐初政區實行州、縣二級制,由於州的數量太多(達300多個),中央政府管理起來很麻煩。據説唐太宗李世民苦於記各州長官們的名字,只好將他們都寫在屏風上。於是,他在即位之初的貞觀元年(627),便將天下分為十個監察區,稱“道”。其中北方、南方各五道,人稱“貞觀十道”。
貞觀十道中的江南道
其中的江南道包括長江以南、南嶺以北、西至今貴州、東至海的整個華中地區。“貞觀十道”尤其是江南道的範圍過於廣袤,各地的社會經濟文化差異頗大。到了開元二十一年(733),風流天子唐玄宗遂將道的數目增加一半,達到15個。江南道從西到東依次被分為黔中道(治所今四川彭水)、江南西道(治豫章,今南昌)、江南東道(治吳縣,今蘇州)。今日的“江西”之名即是取了“江南西道”的簡稱。
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之勢已成。節鎮(北方多叫節度使,南方多叫觀察使)取代了道的地位,結合各地的半割據狀態,朝廷又把江南東道再分為浙西(今蘇南及浙江錢塘江以北)、浙東(今浙江錢塘江以南)、宣歙(今皖南)、福建四個觀察使轄區(俗稱仍為“道”)。
一分為四的江南東道與江南西道
經過五代的短暫分裂,宋代改“道”為“路”,與“江西”相對的“江東”又“復活”了。但這一時期的江南東路轄區已大大縮小,實即唐代的宣歙觀察使轄區以及江南西道部分地區,鑑於這一地區沒有大城市,所以把五代十國南唐故都升州(江寧府,今南京)從兩浙(西)路析出,併入江南東路作為首府(轉運使駐地)。
元代統治者發明了行中書省,是中國行政區劃史上的一大變革,其名稱一直延續至今。在行省制度下,宋代的江南西路換個馬甲又成了江西行省。命運多舛的江南東路就沒這麼好福氣了,雖然一度被改為江東宣慰司,但隨着元朝對南宋故地統治的鞏固,江南東路就與兩浙東路、兩浙西路、福建路一道劃入了新成立的江浙行省。
消失的“江東”與龐大的南直隸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定都南京應天府。明代改前元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習稱仍為“行省”),江西行省因之改為江西布政使司而延續。但明朝也不曾恢復故宋的“江東”,而是以應天府所在周邊區域為“直隸”。於是太湖流域的財富之區盡屬直隸,舊兩浙西路只剩下治所杭州府與各方面均無足輕重的嚴州府(屬今杭州市),與舊兩浙東路合建浙江省。
由於鳳陽是朱元璋的桑梓之地,也是祖先陵寢所在,太祖皇帝的鄉土觀念使得明初的“直隸”北界竟越過了淮河,大體上囊括了宋代的淮南東路、淮南西路、江南東路、兩浙西路的廣闊區域。大概朱元璋自己也覺得這個直隸着實大得離譜,於是一開始就將原江南東路的信州府(今上饒)等地改隸江西省,洪武十四年(1381)又將舊兩浙西路的湖州、嘉興兩府還屬浙江省。
隨着明成祖把首都遷往北京順天府,改北平行省為(北)直隸,南京降為留都,管轄區域相應改為南直隸(今安徽省、江蘇省與上海市),遂形成明朝所謂(南北)兩京十三省的體制,而只剩下形影相弔的“江(南)西”。
整合宋代多路的南直隸大體範圍
以往歷朝歷代的留都,多隻是榮譽上的虛銜,不曾設有與都城一樣完整的行政機構,“商遷五都,不別置員。周營雒邑,惟命保釐。漢、唐舊邦,止設京尹。宋於西京,僅命留守”。而明朝的留都南京卻同樣設有一套完整的中央行政機構,“設二都於南京與北京,造就了兩個都市區,從而將中原的兩端均置於國都的直接管理之下。這是中國中央集權化的重要步驟。”
兩京制度下的留都機構設置同於北京,只在前面加上“南京”二字,設有宗人府及(南京)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建制同北京明朝中央的六部無甚差別。通常有一尚書總領五侍郎留陪都,以南京兵書尚書專任參贊機務,與勛臣擔任的南京守備及守備太監一起構成留都權力核心。
南京官員名義上是“京官”,與地方各級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揮使司等官不同,但就職權範圍而言,僅限於南京及所轄南直隸地區,對其他地區事情無過問權,更無指揮權,實與其他行省無異。南京六部官員多為閒職,稱為“吏隱”,如景泰年間,何喬新任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政務甚簡,終日閉户讀書”,明代中後期之後,“大臣有不合目忌之者,即打發至南京”,南京各衙門更是淪為政爭失勢者的收容所。
雖然如此,遷都後南京政治地位的降低只是相對京師(北京)而言,作為兩京之一,南京實際上是明朝的一個備選首都。土木堡之變時徐有貞等人就曾主張南遷;崇禎末年,在與滿洲及農民軍作戰屢敗時,北京岌岌可危時連崇禎帝的皇后也説“我們在南邊還有一個家”。最後,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後,當年四月初八,消息傳到南京,僅過了一個月(五月十五),利用南直隸完備的機構設置,南明弘光政權就成立了。
“江南西”與“江南”並稱“兩江”
清朝入關之初,基本沿用了明代的行政區劃和建制。明代十三省全部照舊。但是清王朝卻面臨着一個過於龐大的南直隸:“府一十四,州一十七,縣九十六”;“田賦之供,當天下十之三;漕糈,當天下十之五……是以一省當九州之半未已也”。由於南直隸對明王朝的地位特殊,因此清朝的統治者也對這個問題很敏感。
攝政王多爾袞鄭重地召開過御前會議,令“九卿、科道會議江南設官因革裁併事宜”。會上居然出現七種主張,從“議立都督府,以親王領之”到“六部堂官俱應分設如行在例”,統統主張規格高於行省。但這些意見不合最高統治者的胃口,多爾袞下令,以明南直隸的轄區為範圍,“著改為江南省”;應天府尹,亦貶為江寧知府。
新鮮出爐的“江南省”其實名不副實。在黃河奪淮改道後,“江南省”的北界居然在黃河以北!恐怕稱作“河北省”也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了。無論如何,“江南徐州府”的稱謂聽上去都頗為滑稽。相比之下,“江南省”四分之三的轄區在長江以北反倒尚在其次了。
與明代不同,清代的總督、巡撫漸成常設之職,明代主管錢穀的布政使與主管刑名的按察使反成其屬官。尤其總督往往兼轄數省,儼然封疆大吏。除了天子腳下的直隸總督外,“地居藩首”的正是兩江總督(1649年設),所謂“兩江”,今天往往被誤解為江蘇與浙江,其實不然,指的即是江西省與江南省。前者大體沿襲了唐宋的江南西道(路);後者雖然和宋代的江南東路一樣都以今天的南京為治所,轄區卻遠遠過之。按説“江南西”本就屬於“江南”,如今兩者卻成了並列關係,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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