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將京官裁剩643人的唐朝官場是如何爛掉的?
唐朝貞觀年間,李世民和手下的一批名臣(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創建了一個精幹、廉潔、高效的政府系統。經貞觀初年的機構精簡,房玄齡、杜如晦將京官由原來的2000多名裁減為643人。同時,針對因州縣設置劇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狀況,對地方行政機構也“大加並省(裁減)”,裁併了許多州縣。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府裁員和機構精簡,為貞觀之治奠定了很好的行政基礎。同時,初唐時期的官場很講正氣,官員大都比較清廉。魏徵死的時候家無餘財——他把所得的賞賜全用於賑濟災民了。中書令岑文本住的房子又小又濕,家裏同樣清貧。有人勸他經營一點產業,他卻説。我沒有什麼功勞,僅僅因為能寫文章就當了這麼大的官,這已經很讓我擔心了。我哪裏還有心思經營產業?尚書右僕射、歷史上有名的帥哥温彥博同樣不治自己的家產,他死的時候。家裏連體面一點的弔喪場地都提供不出來。由此可見,貞觀時期確實政治清明。很多大臣都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可是,到了唐朝中後期,官員就開始結黨營私,出現了有名的“朋黨之爭”,官場腐敗亦在所難免,隨之又有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之弊。種種弊政之下,曾經的大唐盛世日漸衰落,最終坍塌。
精簡過的政府機構是如何變得機構臃腫、宂員充斥的?曾經清正廉潔的官場風氣是如何變得腐敗污濁的?曾經的好制度是如何變味的?這一切顯然值得思考。
這事還要從科舉制度的變味説起。大家知道,唐朝是通過科舉制度來選拔人才的。在當時,科舉制度是一種先進的人才選拔制度。它打破了門第界限,給底層士子以上升的渠道。這顯然比魏晉時期的門閥制度要進步得多。可是有一個問題。大批士子通過科舉制度被源源不斷地選拔上來,他們的人數越來越多,政府如何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如果全讓他們當官,那官位在哪裏?如果不讓他們全部當官,那麼他們的就業領域何在?去民營企業打工嗎?那時候沒有民營企業。去外企當白領嗎?那時也沒有外企。
唐太宗李世民想出的辦法是:創辦“國學”,大力發展教育和文化事業。這樣一方面可解決士子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亦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文化教育水平,甚至還可“德化四方”。對外國進行“文化輸出”。史書記載,貞觀五年以後,唐太宗“屢幸國學,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均增生員額,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亦遣弟子請入國學。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其盛為近古所未有”。
應該説,唐太宗李世民的想法並不錯,實施之後也收到了效果。“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實為文化盛事,更關鍵的是,這裏面還有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派來的弟子,“國際反響”也很好。可惜的是,唐朝後人並沒有沿着李世民的這個思路走下去。《舊唐書》栽:“高宗嗣位,政教漸衰……則天稱制,以權道臨天下,不吝官爵,取悦當時,生徒不復以經學為意,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也就是説,到了唐高宗時,文化教育事業就不受重視了,等武則天稱帝之後,她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不惜弄權,用官位來籠絡讀書人,學術尊嚴和學術氣氛由此變壞。獨立於官場之外的文化教育事業被中斷了。
文化教育事業被中斷了,但科舉考試仍在進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斷地湧現,他們的就業渠道只剩下了一條:進入官場。官場接納就業的能力本來不強,現在變得更加擁擠。恰在此時,武則天要培植自己的勢力以打擊長孫無忌、褚遂良等老臣,於是她就另設機構,安插親信。新機構產生。舊機構不取消,這樣便開了機構重疊的口子。機構重疊勢必宂員增多,宂員增多勢必效率低下。更關鍵的是,重疊的機構和過多的宂員不僅會消耗大量的國家資財,而且極容易引發官員之間的派系爭鬥。他們結黨營私,“黨同伐異”,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擠兑之中日漸消磨,而腐敗奢靡之氣卻日盛一日。長此以往,官場風氣焉能不壞?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機構日益臃腫、官員日益增多、官場風氣日趨腐敗的情況下,唐朝官員的薪水卻“芝麻開花節節高”。史學家錢穆計算,唐初俸制,官一品月俸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到開元年問,官俸數倍於唐初,天寶年間又數倍於開元。接下來,“大曆數倍於天寶,而建中又數倍於大曆”。屢次加薪之後,大曆年間官一品月俸已達九千緡。此後,唐朝官員的薪水還在繼續增加,直到最後百姓不堪重負,揭竿而起。
唐德宗時的大臣沈既濟曾痛陳官場之弊為“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沈既濟的説法切中肯綮,可是,在末世悲風之中,有誰願意聽這樣的逆耳忠言?再説,即使真聽懂了這番話,此時恐怕也沒人能“挽狂瀾於既倒”了。因為這時的官場已經徹底爛掉,朝廷上下,文恬武嬉,哪裏還有重新振作的機會?積重難返的大唐王朝氣數已盡,只能苟延殘喘地等待謝幕了——何況還有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的內外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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