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宋仁宗創“謁禁”制度 為抑制官場請託之風
清初名臣張英喜歡早睡,“館中獨宿時,漏下二鼓,滅燭就枕。待日出早起,夢境清明,神酣氣暢”。漏下二鼓,指晚九點。有人開玩笑説,為什麼不找點樂子呢,譬如請同僚小酌幾杯啥的。可惜不成啊,當時都察院有禁令:“文武官員,私宅免見。”做官的不許串門子,洗洗睡吧。
私宅免見,在古代就叫“謁禁”或“禁謁”。謁禁,指不許接待來訪者;禁謁,指不許隨便拜訪別人。這個制度據説是宋仁宗晚年首創,目的是為了抑制官場“幹進”與請託之風,後來推廣至百司衙門,門首豎立一個謁禁的小牌牌,某些司法律政機構如大理寺、台諫等還要加上“不許出謁”的提示。
因為這個制度,時任諫官的司馬光與他的老師——退休宰相龐籍,曾比鄰而居,卻如隔河漢,多年不能謀面。
謁禁制度固然很冷,亦有悖人情社會之傳統,但對於堵塞“後門”、根絕“圈子”,預防腐敗和山頭主義,效果還是明顯的。
《青箱雜記》雲:“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託,而法官尤甚。”官員跑關係跟鴨子趕趟似的,可想而知,法紀廢弛到了何種地步!然嘉祐三年推行謁禁後,官風迅疾為之一新,“任事蔑殘刻之人,決獄多平允之士”,短短數年而成“嘉祐之治”,仁宗晚年確乎下了決心,當時的政論家陳師錫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甚盛之時,遠過漢唐。”
讀史常讓人揪心之處,莫過於革故鼎新後又回到原點,你看歷史上的那些變革,哪一次不是變了廢掉,廢了又變,變了再廢?到末了都是無用功,謁禁制度亦不例外。宋徽宗起用“六賊”之後,謁禁幾成擺設,許多官員早上起牀第一件事就是去蔡京府邸,幹嗎呢?不奢望見面,而是將“孝敬”放門房,順便籤到留個名兒,萬一被太師看到了呢。
謁禁一弛,像劉邦那樣假裝“賀錢萬”,騙走呂家姑娘的事兒,還不過是笑談;而攸關百官作風問題,就得嚴肅了。當官員變身“交際族”,背後暗藏了什麼不消多説,今天的百姓都知道,無非升學、就業、謀職、升遷、生意、拿項目和訴訟而已。譬如蔡京就嚐到了甜頭,明碼標價賣官鬻爵:“三千索,直祕閣;五百貫,擢通判。”譬如“六賊”成了朋黨,互相勾結,把持朝政,打擊異己,搜刮民財,貪污腐敗,無惡不作。於是,方臘反了,金兵來了,國家亡了。可見官員的作風問題,實在小覷不得,人心向背,盡在其中;不重視之解決之,霸王別姬,在所難免。
當歷史的車輪吱吱呀呀走到晚明,由於嘉靖、萬曆二帝數十年的怠政,謁禁制度再次被當做了廢紙,滿朝皆是交際族。
吏部尚書趙南星指出:“今之士人,以官爵為性命,以鑽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託為當然,以徇情為盛德,以請教為謙厚。”沒了謁禁制度的約束,以至朝野處處幫派,黨爭頻仍。更有甚者,官員們交際成癮:每天上午,盥櫛未畢,“客已到門”,“彼往此來,踵相隨屬”;到了午時,交際完畢,去衙門上班,“以昏倦之餘”料理公事,日日如此。沒幾年,大明朝也亡了。
清初幾位皇帝,是善於汲取歷史得失的,在謁禁上打了一場持久攻堅戰,特別是雍正皇帝,不惜揹負“刻薄寡恩”之罵名,官員作風建設創造了“奇蹟”,史載“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為乾隆盛世奠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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