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原因之一 崇禎帝試圖恢復明初的皇帝獨裁
既然晚明充滿了制度創新,理論上來説應該是充滿活力,那麼它為何就這樣滅亡了呢?套用當下的一個流行詞,這些創新似乎就像“然並卵”一樣。其實,歷來對明亡的原因眾説紛紜,有財政上的、軍事上的、氣候上的和瘟疫上的種種解釋模式,但在魏陽看來,明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崇禎皇帝對訪單和士大夫公論的抵制。
當然,正如魏陽所指出的那樣,訪單制度也是存在一定問題的。清人修《明史》時就認為,訪單會使各個主管部門更容易推卸責任,將原本應該由不同部門承擔的責任推給了整個士大夫羣體。而且很多時候,訪單的內容是亂七八糟的,沒法嚴格核實,甚至被用來攻擊敵對官員,被用作政治鬥爭的工具。再者,以前升官只要討好上司,現在為了獲得好的輿論評價,必須結交和賄賂更多的官員。據明末的陳子龍觀察,得到一個縣官要花費數百金,當六年縣官要花兩千金賄賂,而到了考察和考選的時候,則要花三四千金;等縣官終於熬成了台諫,就會再用同樣的方法向下面的縣官索賄。這些錢都是為了賄賂任何有資格填寫訪單意見書的官員。由此,訪單深刻地改變了官場的博弈和操作,甚至是腐敗的方式。
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説,訪單確實擴大了政治參與,特別是讓地方士人都能夠參與到政治決策的過程中來。1632年,董其昌就建議擴大訪單發放的範圍,希望將所有士大夫包含在內。明末的東林派也順着這種擴大政治參與的邏輯,希望讓“地方公論”成為政治決策的依據。黃宗羲則提出讓學校成為地方士人評議、監督政府的機構,顧炎武也認為“庶人之議”應該成為決策的基礎。
然而,崇禎皇帝試圖恢復明初的皇帝獨裁,不接受訪單所代表的公論。1639年,他親自考選翰林,專門挑選為公論所不容的候選人。明末的士人批評崇禎選官喜歡直接由他自己任命,而不看訪單和會推。由此可見,崇禎破壞了晚明官僚體制的運行規則和集體決策的趨勢,加劇了政治運作的不透明,壓制了政治參與。所以,在魏陽看來,明亡當然不是由單一因素造成的,而崇禎對訪單和公論的抵制不能不説也是明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今年剛去世的漢學家孔飛力認為,明末以來的政治控制與政治參與之間存在着張力,而這種張力是中國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重要的結構性矛盾。明末的制度創新和思想遺產所代表的問題,在中國近代歷史中也不斷浮現。魏陽舉了馮桂芬的例子:在思考憲政、地方自治等新的政治文化時,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希望從晚明歷史中尋找本土憲政實踐的思想和制度資源。因此馮桂芬提出的建議完全體現了晚明政治文化中的數量原則。
講座的最後,魏陽總結説,當我們反思晚明時,訪單和類似的制度創新所代表的對政治參與的訴求,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對這些明代的制度遺產和思想資源的重視,標誌着中國歷史研究的一種新的取向,那就是拒絕用單一的歐洲標準來評價中國歷史,而是細緻入微地去觀察中國歷史發展的本土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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