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誤讀 拿破崙從未説過中國是沉睡的雄獅
在中國,拿破崙“睡獅論”可謂婦孺皆知。可是,許多西方學者曾經徹底翻檢過與拿破崙相關的原始資料,發現“無論法文或其他語言的任何一手資料,都沒有記載拿破崙曾經説過這句話”。
“睡獅論”源起於西方基督教話語中常見的“喚醒東方論”,先是被清末外交家借用來闡釋中國的外交姿態,繼而被梁啟超化用,並創作了一則關於“喚醒睡獅”的寓言。清末革命宣傳家將“醒獅”立為民族國家的象徵符號,將之應用到各種民族主義宣傳之中。在各種宣傳包裝之下,“睡獅論”逐漸融入到民眾的口頭傳播當中
梁啟超1899年的《動物談》講了一則寓言,第一次將睡獅與中國進行了勾聯。雖然曾紀澤從未將中國比作睡獅,可是,梁啟超卻多次談到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指“睡獅論”出自曾紀澤。梁啟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見領袖,文風淋漓大氣,筆鋒常帶情感,在清末知識分子當中極具影響力。而曾紀澤論文的文言版雖曾在報紙刊載,但並沒有收入《曾惠敏公遺集》,事實上很少有人能讀到原文。
“睡獅論”的傳播
梁啟超寫作《動物談》時,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獅論”最早是流行於日本留學生當中的。1900年之後的幾年,待喚醒或被喚醒的睡獅形象已經被賦予了喚醒國民、振奮民族精神的象徵意義,反覆出現於各種新興的報章雜誌,尤其是具有革命傾向的留學生雜誌。
庚子事變之後,新興知識分子萌生強烈的啟蒙慾望。喚醒睡獅,以醒獅作為未來國旗、國歌的形象,逐漸成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
20世紀最初幾年,東京留學生明顯掌握了民族主義革命的啟蒙話語權。鄒容和陳天華兩位烈士的宣言式遺著,不約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獅”以象徵亟待崛起的中華民族。這是清末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兩本必讀書,影響非常大。
尋找西方代言人
拿破崙與睡獅寓言相結合的具體時間很難鎖定。留學美國的胡適曾在1915年寫過這樣一段話:“拿破崙大帝嘗以睡獅譬中國,謂睡獅醒時,世界應為震悚。百年以來,世人爭道斯語,至今未衰。”可知當時的美國留學生已經將“睡獅論”歸入到拿破崙名下了。不過,這一説法在國內似乎不大流行,朱執信1919年的《睡的人醒了》仍將“睡獅論”歸在德國政治家名下。
粗略統計,至1920年,“睡獅論”的代言人已經有了特指的拿破崙説、俾斯麥説,以及泛指的英人説、西人説、外國人説等,此外還保留着梁啟超所提到的曾紀澤説、烏理西(吳士禮)説等。不同的代言人之間,無疑形成了一種潛在的競爭關係。
隨着時間推移,世界形勢不斷變化,俾斯麥和威廉這些二流政治明星已經很難激起新生代的傳播興趣。19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民族存亡之際,“睡獅論”再次獲得廣泛傳播,這一次,拿破崙終於脱穎而出,成為“睡獅論”的惟一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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