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升遷穩坐的箇中原因 趕上個“好脾氣”的皇帝
包拯出生於官僚家庭,從小生活在富足有餘的環境之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傳統戲曲把他説成被父母遺棄,由嫂子(包拯系獨子)帶大成人,用於鋪墊包拯的身世和他對百姓疾苦的熟識,此種演繹可以理解,但這不符合歷史事實。
包拯29歲考中進士,按宋朝的制度,考中了進士就可以外出做官,這也是包拯十年寒窗所追求的。但老邁的父母不願離開故土,這使得包拯面臨離家做朝廷命官還是在家侍養父母的兩難選擇,在功名與盡孝中他選擇了後者。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評論,“拯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包拯的死對頭歐陽修也客觀評價他“少有孝行,聞於鄉里”。這就是包拯的至孝,他一生行事出發點就在於此。
從以後實踐來看,包拯履行了他的承諾。他的好友吳奎稱頌包拯“竭力於親,盡瘁於君”,這是舊時代社會士大夫在倫理道德上要做到的兩個重要標誌。當朝的仁宗皇帝自己終生堅守孝義高於一切,不孝無以為國的行動理念,在這點上包拯自身的優勢得以凸現。據此,包拯引起了仁宗皇帝的注意。
包拯為後世所歌頌和懷念,一方面是因為他為百姓做了好事,百姓從內心深處感激他,歌頌他;另一方面源於包拯個人的道德品質的魅力,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強大的人格力量,成為後來者汲取人格力量的源泉。史載,包拯為人剛直,敢於忠言直諫,從不趨炎附勢,是北宋仁宗朝一位勁正之臣,他一生堅守“大奸必摧”的原則。吳奎在他《墓誌銘》中指出了包拯:“人或曲隨,我直其為;人或善容,我抗其辭”的性格特點。
每一個傑出人物,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包拯從政時,上距宋太祖開國已七八十年,北宋的統治已進入中期。開國時期那種朝氣勃勃、勵精圖治的精神,已逐漸消失,官員大都變得懶散,不少人置國家大事於不顧。選拔能為國家幹實事的人是當時社會一種客觀需要,這給從小就“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知事君行已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的包拯顯示與人迥異的才華提供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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