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傳播 史記在漢唐宋元朝時期的流傳
《史記》的傳播
司馬遷創作的《史記》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於這個時候。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或簡稱《太史公》。
《史記》有兩部,一部在司馬遷的工作場所(宮廷);副本在家中。在漢宣帝時期,司馬遷的外孫楊惲開始把該書內容向社會傳播,但是篇幅流傳不多,很快就因為楊惲遇害中止。
《史記》成書後,由於它“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註釋。
在西漢即使諸侯都沒有全版的《太史公書》,東平王向朝廷要求賞賜宮廷中的《太史公書》也遭到拒絕。因為《史記》中有大量宮廷祕事,西漢嚴禁泄露宮廷語,因此只有宮廷人員才能接觸到該書。漢宣帝時褚少孫在宮廷中閲讀該書,其中已經有些篇幅不對宮廷官員開放,到班固父子時,宣稱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賜予《太史公書》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東漢朝廷也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雲,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表明東漢皇室依然不願全部公開《史記》,只讓楊終刪為十多萬字發表。被刪後僅十餘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後即失傳,以後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説:“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説:“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敍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敍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説“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於説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幹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晉書·幹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
唐朝時,由於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
宋元之後,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讚賞《史記》的文筆。於是《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註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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