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史上的宦官们为何都怕宰相怕得要命呢
作为皇帝身边人,被宰相当龟孙子一样的吓唬,连屁也不敢放一个,简直窝囊透了。仁宗时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但宦官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仁宗皇帝是个烂好人,经常想给身边的宦官谋个出身,可宰相们就是不给面子,让宦官们顿感“跟错人了”。赵炎评曰:“老大”不是万能的。
至和元年(1054)正月,宦官王守忠依恃着他是仁宗的“东宫旧恩”,在病危之际,“求为节度使”。仁宗“欲予之”,宰相梁适反对:“宦官无除真刺史者,况真节度使乎!”仁宗劝解:“朕盖尝许守忠矣。”梁适坚持己见:“臣今备位宰相,明日除一内臣为节度使,臣虽死有余责。”御史中丞“亦奏疏力争谏”,仁宗无奈,王守忠“乃罢节度使不除”。
宦官朱颖士更憋屈,犯了错,被贬了官(以内降监),纪检干部(御史台)还是不依不饶,向宰相告状说“枢密院不治颖士求内降罪”,属渎职行为。在宋代,枢密院的头头是副宰相兼国防部长。你看,连副宰相也被他给连累得罪了,以后这日子还怎么过?当时的宰相吕夷简毫不客气,将朱颖士撵得远远的,去外地任了个闲差。
宦官权势最为显赫的宋徽宗时期,童贯握兵权,梁师成“典机密”,都是比较特殊的例外,形成原因跟宰相蔡京、王黼等人的纵容有关。还应当指出,当时不是宦官独自横行,而是六贼共同当道。所谓六贼,恰好是外官三人,即蔡京、王黼、朱勔,内官三人,即童贯、梁师成、李彦。
即便如此,宦官们依然活得不潇洒。如《宋史》载,大观年间,宋徽宗打算授予童贯开府仪同三司,蔡京竭力反对:“使相岂应授宦官?”他“不奉诏”,皇帝老大也拿他没办法。宣和年间,童贯带兵血腥镇压方腊起义之后,得意忘形,王黼向宋徽宗奏本:“腊之起由茶盐法也,而贯入奸言,归过陛下。”宋徽宗因此大怒。赵炎评曰:坏蛋之间的互咬,是好事!看完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得出宦官怕宰相的三个原因。
一是制度(祖宗家法)给宦官画了个圈,出了这个圈子,宰相就可以管你,宋代宰相号称“事无不统”,权力大得很,皇帝也罩不住。比如,《官制旧典》规定:“皇朝惩唐五代宦官横骄之弊,不使典卫总兵,干预政事,但专本职而已。”什么是宦官的本职?把皇帝及后宫女人服侍好了,这就是本职。做不好本职工作,“宰相得斥之”。
二是宦官的任命权在枢密院,据《宋史·职官志二》记载,“除授内侍省官”是枢密院的职责之一。按照宋代一相多参或二相多参的集体负责制,枢密院头头只是宰相的参谋副手,决策权还在宰相手里。归根结底,宦官若想飞黄腾达,没有宰相的帮忙,绝无可能。比如童贯之流,如果不是蔡京等宰相想利用他们而加以纵容,焉能兴风作浪?就别说宰相了,台谏官员对于宦官的任命,同样也有发言权。
三是惩治宦官的权力也在宰相手里,前文中提到的宰相韩琦训斥贬谪宦官任守忠,就是一个例子。另外,秦桧是个大奸臣吧,但在威慑宦官方面,他也是有一套的,有记载说:“时内臣见桧,莫不股战”。可见宦官怕秦桧怕到何等地步!南宋朱熹曾赞叹说:宰执对宦官“有过则治,有劳则迁,或赏或罚,宜乎!”由此也可以得出一个道理,家里若有了耗子,不但要在制度上严防死守,比如堵塞耗子洞、添置捕鼠设备、下耗子药等等,养一只或多只老猫,也很有必要,一物降一物。法制与人治相辅相成,威慑之下还有重拳出击,耗子一般的牛不起来,即便牛起来的耗子,噩运也很快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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