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为何要灭佛?唐武宗灭佛到底是怎么回事
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之排佛事件。世称会昌法难。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四○)。
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后,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着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
清初四僧之一石涛的画真的价值连城吗?
石涛山水画石涛,清代著名的画家,出生于1642年,大约在1707年前后亡故。石涛年幼时出家为僧,他是明朝靖江王朱守谦的后世,他姓朱,叫若极,他的法号是原济,人称苦瓜和尚。他的存世名画有《山水轻音图》、《竹石图》、《搜尽奇峰打草稿图》等等。石涛山水画石涛一生大半的时...
-
少数民族将领杜文秀是否叛国争论不休的原因
杜文秀简介记载他号百香、字云焕、又名杨秀。道光三年出生于云南永昌保山县一个杨姓家庭。在10岁后过继给姨妈,改姓杜,更名为杜文秀。自幼好学13岁通晓儒家典籍,17岁考中秀才。16岁补廪膳生员道光十五年以代表身份上京上控“保山惨案”制造者,但未获公正处理。咸丰...
-
张良智慧不一般为何在刘邦死后绝食?
和张良的出生之地一样耐人寻味的是张良的死以及张良死后的归属之地,张良凭借自己超凡的智慧和战略眼光,为汉高祖刘邦战胜项羽和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刘邦杀了很多的开国功臣,张良这个大头却能够独善其身。可见张良的智慧不一般,能够在君主的眼皮子底下将自己藏好...
-
田千秋车千秋是同一个人吗 车千秋生平传记
田千秋车千秋车千秋,是西汉时期的大臣,官居丞相一职。而他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宗室后裔,祖上在西汉刚建立时搬迁到现在的陕西咸阳,所以他原本姓田,应该叫田千秋。史书上对于车千秋早年的经历记载几乎为零,只知道他是一个高寝郎,也就是供奉守卫汉高祖刘邦的陵寝的郎官,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