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历史 五千台湾人为何到伪满“讨生活”
5000台湾人的脚步曾经踏到中国大陆东北,参与了伪满洲国的建设,并在这个后来被两岸都称为“伪”的地方,消耗了他们的青春甚至一生。近日,由台湾长天传播制作的历史纪录片“台湾人系列”首部曲“台湾人在满洲国”,揭开了这段被遗忘80年的历史。
在伪满的待遇比在台湾好
1932年的台湾,已被日本殖民37年。这一年,日本举国欢腾,因为他们在中国东北新增了一大块版图——伪满洲国。当时中国政局混乱,外有日本觊觎,内有国民党派系斗争、军阀残余以及共产党的武装革命。在此情况下,出于意识形态、求学、求业或生存发展等原因,有的台湾人留在台湾,有的到大陆追随国民政府,有的跟随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也有人去了伪满洲国。
为什么选择伪满洲国?溥仪御医黄子正的儿子黄光国说:“去满洲国工作待遇好很多,收入是台湾的3倍。”根据台湾“中研院”的有关调查,除了待遇好之外,还有就学、就业机会多的问题。当年的台湾,只有一所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但东北有日本人所设、水平很高的南满医学堂、旅顺工业大学等。当然,也有不少人是受台湾在伪满洲国“第一大官”谢介石的引介,或受谢“官成名就”的影响。
谢介石1879年出生在台湾新竹,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后,他积极投入日语学习,25岁时被推荐到日本。谢介石在日期间进入明治法律学校(现明治大学)攻读法律,与拥护满清的“辫帅”张勋之子同窗,自此搭上这条线,1932年更一跃成为伪满第一任“外交总长”,1935年出任伪满“驻日大使”。
在日本殖民时期,台湾人在本岛只能算次等人,但当谢介石回乡访问时,得到日本总督中山健藏“若日本皇帝般尊重”,“谢介石的官成名就,鼓舞了很多台湾有志青年,一时成为楷模”。曾在伪满任职的台湾人吴左金也提到,“在满洲,台湾人和日本人待遇相同,并无任何差别,在那里的日本人不似在台湾的日本人般歧视台湾人,比如在台湾的日本人是不会和台湾人通婚的,但在满洲却有。”
谢介石(前排右二)任伪满“驻日大使”期间曾回台湾参观新竹监狱。从医的占了1/5
据统计,从伪满洲国1932年建立,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往伪满的台湾人前后约有5000。从职业来看,医生在其中占了不小比例。当时的台湾只有一所医科大学,招收学生有限,即使在台湾读完医科、取得医生资格,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开业的资本,而进入公立医院只能当日籍医生的助手,于是几千公里外的大陆东北成为一个选择。有调查显示,在前往伪满洲国的5000名台湾人中,医生几乎占了1/5,原因在于东北有一流医学院、医科大学及开拓医院。
比如黄鹏谋的父亲黄顺记从满洲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开原开设了一所博爱医院。而从台北医事专门学校毕业的黄子正为求进一步发展,也飘洋过海到了长春。后来,他在谢介石推荐下,成为溥仪的私人医生。未曾与父亲谋面的黄光国引用母亲的描述说,黄子正一旦“宫内有电话过来,就要马上赶过去,看什么病都是不能讲的,他也没有谈过”,“可是他偶尔也会提到,(皇后)婉容抽鸦片的事”。
不少台湾人受谢介石影响而在伪满洲国走上仕途,其中包括伪满“外交部政务司欧美科科长”林景仁、“外交部科长”王温石(谢介石原配王香禅的弟弟)、“外交部秘书官”谢喆生(谢介石儿子)、伪满“驻中华民国通商代表部高等官”黄清涂等。其中,林景仁背景深厚,是台湾著名板桥林家二房林尔嘉长子。
在台湾人熟悉的“养乐多爷爷”陈重光眼中,伪满是个商机无限的地方。由于战争因素,东北物资缺乏。脑筋动得快的陈重光便设法将台湾的茶叶引进大陆,因而大发利市。儿子陈炳甫说,“我父亲大概是第一个把台湾茶外销到东北的人”。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的父亲蔡洁生,年轻时赴东北,在大连工作,竟因而躲过被日本人征调至南洋作战的命运。
除了从政、从医和经商外,还有不少台湾人成为文化名人。1937年8月,伪满洲国宣布在新京成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演员张冰玉回忆说,“导演都是日本人,课长、处长都是日本人,职员也是日本人,只有演员是中国人”。她当时的薪水很低,只有18元,而李香兰的薪水是最高的,月薪高达200元。“来也茫茫,去,更不知归于何所?广大的天地,何处是我俩的归宿?”这是客家籍作家锺理和短篇小说《奔逃》里面的一段文字。1940年,二度来到东北的锺理和为维持家计,开起出租车,剩余的时间就从事写作,他的作品深刻描绘了他的爱情及在伪满的生活。
不同的道路,不同的命运。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对当时在东北生活的台湾人而言,无疑是人生巨变。接踵而来的国共内战,让他们没有一丝喘息空间,被迫作出抉择,他们原来在东北的投资或是生意,也只能放弃。由于台湾人的敏感身份,他们面临汉奸罪审判,在大连开博爱医院的孟天成就因娶了日本太太,所有资产充公;曾任伪满“驻新义州副总领事”的吴左金被关了279天,吴回台后对国民政府死了心,其职业就是“在家带孙子”。当然,不少人返台后也要面对汉奸审判的威胁,加上在伪满洲国的履历完全不列入年资,所以大半选择隐瞒这段经历。
据台湾媒体披露,1998年,已故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到北京访问,得知时任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是东北人后,忽然说他年轻时去过满洲里。辜振甫到满洲里不可能是1949年后,很可能是伪满期间,但他的传记《劲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纪实》对这段经历只字未提。
谢介石的命运值得一提。据谢的外孙谢同生回忆,1946年曾有一位神秘客人到访北京谢家,随后谢介石的二子和三子陪同他去了中共军队驻地张家口。接着,国民党宪兵队派人到谢家蹲守,无意中发现谢家大家长谢介石竟是伪满“外交总长”,当下就把他拉到狱中。多年后,谢同生证实谢介石三子谢津生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络,而当年的神秘客就是中共北平地下党三巨头之一的颜堂,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得知谢介石在狱中,就做主放他出狱。谢介石得以安享天年。
谢介石不过,谢介石的子孙就没这么幸运了。谢介石的孙子谢辉说,小时候还觉得有个当大官的祖父挺荣耀,但经过上世纪60年代的种种政治学习后猛然发现,祖父当这个官“对我们家庭没什么益处”。他的中学毕业鉴定上写着,“该生隐瞒家庭历史,不可重用”,求职因此处处碰壁。
其他的像“税捐局局长”郭辉,在伪满覆亡后回台,重回教育领域。台湾已故知名雕塑大师杨英风的父亲杨朝华,一心想回宜兰,但因舍不得在大陆的电影产业而错过船班。一念之差,使他与先行返台的杨英风相隔50年才得以再见。
日据时期,台湾人随日本势力到达华南、华北、东北、南洋,也有人跟随国民党到大陆各省,或随共产党长征到陕北。不了解这段历史,恐怕无法体会台湾人所处历史环境之复杂,也无法理解台湾至今对日本存在的暧昧情感。(来自人民网-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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