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如何巧妙化解甘宁与凌统的仇怨?孙权的智谋
孙权之所以能将东吴集团经营得有声有色,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父兄留下的基业,善于化解部属之间的纷争,使双方冰释前嫌,同心同德,为他誓死效力,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成功化解甘宁和凌统之间的积怨,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各为其主”时,甘宁曾一箭射杀了凌操,成为凌统的杀父仇人,二人之间的“梁子”就这么简单地在一瞬间结下了。尽管“冤家易结不易解”,孙权却不畏其难,担当起二人之间的“化解桥”,经过坚持不懈的调停,终于使二人化干戈为玉帛,“再不为恶”。
由于《三国》对此着墨不多,本文就通过其中简单的故事情节来粗线条地解读一下孙权的调停方法。
方法之一:适时分而处之,尽量缓解双方矛盾。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甘宁投奔东吴后,一直被丧父之痛折磨着的凌统哪会善罢甘休,可能是“老天有眼”,终于能和仇人近距离接触了,报仇的机会也就多了。甘宁也知道凌统的复仇心思,就处处提防着凌统。冲突总是难免的。在攻灭黄祖后的庆功宴会上,凌统恨极而泣,也顾不得孙权在场,当众向甘宁发难,引发了与甘宁的第一场冲突,如果不是被众人及时拉开,差一点就上演“全武行”。孙权一看二人已是“势同水火,不能相容”,就当机立断地作出决定——将他们分开,实行“隔离”措施。所以,孙权即日就命令甘宁镇守夏口,避开凌统。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在当时情绪冲动、剑拔弩张的僵持情况下,孙权这一决定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他心里很明白:目前,只有将他们分开,尽量减少见面的机会,使二人互相避开对方的刺激或攻击,才能留出缓冲怨恨的空间;只有暂时放一放,逐步缓解他们激烈的对立情绪,释放一下心理压力,才能避免纷争愈演愈烈,然后等待时机,再作进一步的调停。
作为吴主,孙权对此深感忧虑,他是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来看待这起纷争的,他关心的不仅仅是对双方纷争的简单化解,想的更多的恐怕是如何彻底地“推倒”双方心里的“坚墙”,怎样才能取得最佳的调停效果,怎样才能更有效地维护好朝廷上下的团结,这才是他的目的所在。进行“隔离”,不过是拉开了调停过程的序幕。
方法之二:坚持居中立场,不偏不倚同施恩宠。
“手心和手背都是肉”。在孙权心里,甘宁和凌统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必须一视同仁,不能顾此失彼。因此,在调停二人纷争的过程中,孙权始终坚持了这样一条原则——保持一颗“公心”,不一边倒,不搞“人情调停”,不帮一方压制另一方。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双方的信任,才能保证调停的客观公正。
甘宁斩杀黄祖,为孙权报了杀父之仇,孙权“大喜”,很快就提升甘宁为都尉。甘宁果然不负所望,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自己的才能,孙权对甘宁也是褒奖有加,但他并不因此就偏袒甘宁,而冷落凌统。所以,在调离甘宁避开凌统的同时,孙权也加封凌统为承烈都尉,当然这也是对凌统战功的充分肯定,使凌统心里平衡,也感到欣慰。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当一个人感觉到所受的待遇“不公正”时,最容易伤害当事人的自尊,也最容易引起当事人的不满,这是最不利于公正调停的。
至于凌统一再向甘宁寻衅发难,孙权自始至终都没有责怪过他。这恐怕是孙权换位思考的结果,他自己也背负过丧父之痛,日夜期盼能尽快报仇,以告慰亡父的在天之灵。而凌统呢,仇人就在眼前,却不能报仇,这种悲恨至切的杀父之仇并不是人人都能体会到的,所以孙权非常理解凌统的心情和所作所为。
正是由于孙权始终坚持公正对待,不厚此薄彼,让甘宁和凌统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同样的信任、爱护和尊重,才逐步地为以后的化解做好了铺垫。
方法之三:坚持谆谆开导,善于把握化解时机。
孙权心里明白,对这样难解的纷争进行调停,使双方解除心里的“疙瘩”,需要一定的时间,有可能是很漫长的时间,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持之以恒,才能取得成功。
由于凌统念念不忘杀父之仇,孙权总是从大局观念和“一家人”情谊这些角度出发,语重心长地劝说凌统:“兴霸射死卿父,彼时各为其主,不容不尽力。今既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吾面”。在凌统不肯罢休地挑起了第二次冲突后,孙权又对凌统说:“吾常言二人休念旧仇,今日又何如此?”从此可以看出,孙权一直在循循善诱地开导凌统,将调停进行到底,使其彻底解开仇恨的“心结”。
后来,最佳的转机终于降临了。合肥之战中,凌统遭敌暗算,眼看就要命丧敌手。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甘宁毅然甩开个人恩怨,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救了凌统一命,这是真正的“该出手时就出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细心的孙权通过甘宁这一“见义勇为”的瞬间表现,看到了甘宁令人敬佩的高大人格,也发现了可以使纷争朝着和解方向转机的“关节点”,这正是化解他们纷争的最佳时机,良机不可失,决定趁热打铁,因势利导。所以,当凌统回寨向孙权道谢时,孙权马上不失时机地说:“放箭救你者,甘宁也。”面对甘宁的救命之恩,凌统深受感动和震撼,立刻向甘宁顿首下拜:“不想公能如此垂恩!”
甘宁的角色在一瞬间又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凌统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变成了凌统的救命恩人,并从此成为凌统的生死之交。
这起困扰了孙权数年的纷争,终于得以化解,取得了双方主动和解的最佳效果,孙权的调停工作也拉上了圆满结束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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