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奇談 貪官之弊易除 清官之弊難除
《東華錄》謂:“康熙年間有清官,雍正年間無清官。”此説並非無據,而是大致反映了兩位君主不同的吏治思想及由此而來的官場風習。康熙大力表彰清官,有清一代負有名望的清官廉吏多出於此時;雍正改興廉為養廉,片面倚重懲防措施,雖收一時之效,卻埋下官場風氣漸衰的隱患。
吏治腐敗問題是歷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不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統治者最為頭痛的問題。他們千方百計地加以防範,但結果卻是防不勝防。如明太祖朱元璋立重典、動嚴刑,甚至屢興大獄,採取剝皮實草的酷烈手段,亦未能根治腐敗。到清代,精於治道的康熙政尚寬仁,採取了頗為不同的做法。他認為加強糾察、懲處貪官只是消極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養清官。在康熙的取士標準裏,“節操清廉,最為緊要”,若“廉恥之道已虧,豈能修舉職業、克副任使”?他重視對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時注意通過祕折等渠道瞭解各級官員的名聲好壞,還利用出巡等機會傾聽民間輿論。他第六次南巡時,一路訪察清官,並下令各地督撫舉薦清廉。當江寧按察使張伯行隨督撫大員入見時,康熙即興説:“到江南,即知爾為清官,今朕自保之,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為明主,否則笑朕不知人。”(《清聖祖實錄》卷220)這場景生動形象地表明瞭其選求清官的誠意。
康熙深知清官剛正不阿,易為奸佞殘害,因而常加意保護,甚至加以特殊眷顧。如“治行為畿輔第一”的彭鵬因事多次受到革職處分,但康熙都改為降級留用,直到被降了十二級,仍奉旨留任原官。康熙曾説:“清官不累民,……朕不為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為清官者,亦何所恃以自安乎?”康熙還特意大張旗鼓地宣傳清官的事蹟,意在讓天下官員仿效。如於成龍病逝時,康熙因他“清操始終一轍,非尋常廉吏可比,破格優恤,以為廉吏勸”,加賜太子太保,諡清端,降旨地方修建祠堂,並御書“高行清粹”四字和楹聯賜其後人。當時有官員上奏禁止百姓為清官樹立德政碑,康熙不以為然。
他説:“凡地方大小官吏,若居官果優,縱慾禁止百姓立碑亦不能止,如劣跡昭著,雖強令立碑,後必毀壞。”他認為百姓的感恩戴德是對清官的鼓舞和回報,“爾等做官以清廉為第一。做清官甚樂,不但一時百姓感仰,即離任之後,百姓追思建祠尸祝,豈非盛事?”(《康熙御製文集》3集卷6、卷3)康熙尚德、興廉的吏治思想和實踐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官成為其治國的一面旗幟,其時有卓異操守品望者不少:張伯行任官“誓不取民一錢”,並嚴禁屬員饋送;名臣于成龍長年捨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個綽號“於青菜”;陳璸官至巡撫,平時卻不捨得吃肉,“其清苦為人情所萬不能堪”,康熙當着眾大臣稱他為“苦行老僧”;當時以清廉著稱的還有張鵬翮、施世綸、蔡世遠、陳鵬年、郭琇、彭鵬等。當然,康熙朝清官眾多,而貪贓枉法的官員也時有出現,尤其是後期,對於各級官吏疏於察考,懲貪不力,官場風氣頗為後人詬病。
雍正即位之後,一改乃父寬仁作風,以“嚴明”察吏,推行剛猛政治。他大力整頓吏治,清查錢糧虧空,對查實的貪污官員嚴加懲處,追回贓款,抄沒家產;又改興廉為養廉,實行“耗羨歸公”,官員按級別從中提取“養廉銀”,給予官員合理的酬勞,使貪污行為失去借口。雍正的高明在於不僅懲治了大批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懲罰力度的同時訴諸制度保證,對整肅吏治頗為有效。不過,雍正也犯了一個錯誤。在對待清官問題上,他處處與乃父背道而馳。在他看來,“潔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較操守平常之人為更甚”(《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八冊)。康熙希望通過扶植、保護、褒揚清官而倡導一種廉正的官場風氣,注重通過輿論來鑑別官員的操守政績。雍正則認為,“此等清官,無所取於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為非而豪強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者皆稱之……
及至事務廢弛,朝廷訪聞,加以譴責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羣然歎息,以為去一清廉上司,為之稱屈”(《清世宗實錄》卷46),而像李衞等能吏敢於觸犯各級人等的利益,結果“或謗其苛刻,或議其偏執,或譏其驕傲,故意吹索”,為輿論所不容。因此,雍正提出“輿論全不可信”,甚至輿論皆稱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譽、欺世奸詐者流;為眾人所攻訐而孤立無援者,則應備加呵護。
雍正深信“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難除”,選拔大臣時,“寧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廢事的清官。”為了徹底消除官員好名的風習,他還一改康熙時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員和為他們建祠樹碑,他一上台就曉諭地方:“嗣後如仍造生祠書院,或經告發,或被糾參,即將本官及為首之人嚴加議處。”(《雍正起居注》元年九月)雍正過於倚重能員,鄙薄清官,這種矯枉過正的措施也產生了消極後果,即時人指摘的“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能吏之中”。此後乾隆大大強化了雍正重能輕賢、重才輕守的傾向。他不僅賤視清官,而且對一切有沽名釣譽之嫌的官員深惡痛絕,絕不能容忍臣子以氣節操守獲取清名。乾隆中期以後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鬆弛,清官不稱於世,而墨吏出於能員者不乏其人。後來養廉制度雖一直沿用,但各級官員不再以清廉品節相尚,雖一時畏於嚴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礪與懲勸,已經埋下官場風氣漸衰的隱患。
論者多以為清代多貪官緣自俸祿過低,其實這隻看到了問題的一面。雍正養廉並沒有能夠解決這一問題,而沒有養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説明官員的道德人品和社會風氣也很重要,只有將道德風氣的砥礪、導揚與合理的制度保證相結合,方能收到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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