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背後的故事 含羞忍辱着《史記》
公元前99年,司馬遷為投降匈奴的李陵説了句公道話,結果觸怒了漢武帝,遂遭受了當時最屈辱的宮刑。
司馬遷受刑之後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自己多年蒐集的資料和父親的遺願,他決心忍辱負重,終於於公元前91年完成《史記》,光耀後世。
幾年後,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馬遷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一般人看來,這似乎是一個令人豔羨的職位。因為一旦身任此職,即得以掌管機要文書,成為皇帝身邊的親近侍從。然而,司馬遷卻始終懷着一種刻骨銘心的恥辱感,把中書令一職視為“閨閣之臣”,不但絲毫不以此為榮,反而以為是莫大的羞辱。
因此,自任職以來,除應付必要的公務外,他息交絕遊,集中心思和精力寫作《史記》,也只有這項事業才是自己生命價值的真諦之所在。
正是在這種心境之下,司馬遷收到了任安的來信。這封信使司馬遷極為不快。他萬沒想到這位朋友的精神境界竟然如此低下,和一般凡夫俗子的看法毫無二致。他對司馬遷在受刑之後得居中書令之職,不勝欲羨之至,而且要求他以“推賢進士為務”,對朝廷竭盡忠心。
任安寫此信的確切日期,已經無從考證,假若是在他因“慶太子之禍”而身陷牢獄之後寫的,那麼,他的信中可能還有這樣一層意思:要求司馬遷向武帝進言,勸其為國惜才,從而赦免自己的死刑。這與司馬遷此時的心情和思想是多麼格格不入。
第一,司馬遷對於自己以“刑餘之人”的身份擔任中書令一職本來就是感到恥辱的,以這樣的身份給朝廷薦舉人才,對被薦舉者也同樣是一種恥辱。何況受刑之後的司馬遷對專制暴君的認識已日益清醒,早已不願為之竭盡愚忠了。
第二,任安是一位能幹的官員,他被判處死刑,縱不算是負屈蒙冤,至少也是罰過其罪。但是,司馬遷義怎麼能夠在武帝面前為之開脱呢?“李陵之禍”的教訓難道還不夠沉痛嗎?這倒不是説司馬遷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敢替朋友辯白,而是通過那次事件,他對武帝剛愎暴戾的性格有了清楚透徹的瞭解:凡是他決定了的事情,任何人都無法改變。
基於上述原因,他對任安的來信久久不曾作答,可能原來就準備採取不予理睬的態度。後來任安即將引頸就戮,死於武帝的屠刀之下。司馬遷考慮到他的這種遭遇跟自己當初有某種近似之處,能夠體諒他此時的心境和思想,於是提筆揮就一封《報任安書》。
《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都是我們瞭解司馬遷思想發展的極其寶貴的可靠資料。當然,這兩篇東西還是有着很大的差別的:
《自序》着重敍述自己的家世和生平事蹟,對於自己修史的宗旨雖然有所説明,但多有隱晦,對“李陵之禍”只用了不多的語言交代過去。其小心翼翼,説明其在憂患之中,時時以古哲先賢來激勵自己,發憤着書,藉以啟示後人。
《報任安書》則是一篇飽蘸着血淚流出的充滿熾烈激情的文字。它詳敍了“李陵之禍”的始末,辯明瞭其間的是非曲直,申訴了自己所蒙受的冤抑。這是在辯白,在控訴,在宣泄,在抒發長久鬱積胸中的憤隙不平之情。
其文筆酣墨暢,滔滔若江河之水,一瀉千里,淋漓盡致,是瞭解司馬遷在遭受“李陵之禍”前後思想感情重大變化的最重要的材料。
順便説一句,此信當時未必真正送給了任安,可能一直保存在家裏,直到宣帝時才由其外孫楊惲連同《太史公書》(即《史記》)一起傳佈出去,後來被班固收入《漢書·司馬遷傳》中。
“李陵之禍”是司馬遷生平中最為重大的事件,對他的思想發展變化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史記》的寫作雖然開始於“李陵之禍”發生之前,而全書的完成則是在此事之後。而且,有充分的根據可以推斷,即使原先已經寫成的篇章,也在“李陵之禍”以後重新修改或加工潤色了。因此,可以説“李陵之禍”對於《史記》一書的整個思想傾向都產個了極大的影響,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同樣的遭遇,同樣的禍患,在不同的人身上會產生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影響。對於一個平庸的人,悲慘的命運會摧毀他的精神,使之意志消沉,自甘淪落;對於一個利慾薰心的人,受刑之後,而又受到重用,他會感恩戴德,變成一個更加卑躬屈膝、温馴忠心的奴才。
司馬遷在精神上、性格上、思想上都是一個傲岸不屈、不可摧毀的巨人。在當時的情勢下,他不可能在行動上反抗那強大而殘暴的統治力量。統治者可以損傷他的肉體,但卻無法征服他的思想,戰勝他的精神。而且,經過此次事件,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深刻了。他重新審視了自己過去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對統治者的態度,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李陵之禍”是司馬遷思想轉變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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