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篡改史書隱瞞何事 被斥“罪莫大焉”?
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一生中最為重大的轉折點,它將李世民一舉推上了大唐帝國的權力巔峯,同時也將他推上了一個彪炳千秋的歷史制高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個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無疑也使他背上了一個沉重的道德包袱。終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擺脱玄武門之變留下的心理陰影。
我們説過,這樣的一種負罪感在某種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贖的力量,成為締造盛世貞觀的潛在動力之一,但是與此同時,這種強烈的道德不安也驅使着。李世民把權力之手伸向了他本來不應染指的地方。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這個地方歷來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然而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卻非進不可。
形象地説,李世民“非法進入”的是“歷史殿堂”的“施工現場”。準確地説,是李世民執意要干預初唐歷史的編纂。進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當年那場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包括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在史官筆下究竟是一副什麼模樣!為此,當玄武門之變已經過去了十幾年後。
李世民終於還是抑制不住內心的強烈衝動,向當時負責編纂起居注的褚遂良發出了試探。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註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李世民打算調閲起居注的理由是“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聽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與他在貞觀時代的種種嘉言懿行頗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動機絕非如此單純!
退一步説,就算天子的出發點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願輕易放棄史官的原則。所以,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天子的要求,説:“從沒聽説有哪個帝王親自觀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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