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朱元璋為何要一手搞限娛令 一手樹典型?
永樂九年(1411年)七月七年級,英明神武的明成祖朱棣不知哪根神經受了刺激,頒佈了一項基本國策:“今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讀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但凡查出違規者,殺他全家。
在電視、互聯網、報紙、手機等先進玩意兒未發明的時代,老百姓最普遍的娛樂方式就是聽戲。朱棣頒佈此限娛令,擺明了就是要對老百姓的精神生活進行摧殘。其實也不必奇怪,早在朱元璋開創大明帝國之初,《大明律》中就有類似規定:“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裝扮者同罪。”
朱元璋是個除了皇權對其他都無所謂的人,但卻對一齣戲表現出了很高的熱情,這齣戲叫《琵琶記》。其實這齣戲歷史悠久,自宋代開始便在民間廣為傳唱,但遺憾的是,一直以來都為官府所不容,因為主人公蔡二郎就是個陳世美。毫無疑問,這齣戲戳了那些為了富貴而背棄良心的文人的傷疤。
明朝剛建立之時,《琵琶記》作者高則誠就很合時宜地對該劇進行了改造加工。蔡二郎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屹立於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偉大形象。父母叫他去考科舉,他以無法在家照料雙親為由,“辭試不從”;宰相強迫他入贅相府,他“辭婚不從”;被欽點為狀元之後,他又以父母年邁,需回家盡孝為由,“辭官不從”。重新“裝修”的這齣戲遇到朱元璋這個知音,遂完成了由奴隸向將軍的華麗轉身。
拋開完備的《大明律》,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頒佈《大誥》之後的兩年多時間裏,朱元璋親自操刀,就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建立了一套系統的行為規範。不僅如此,他對老百姓的“關懷”更是無微不至,比如該住在哪兒,該用什麼器皿,該穿什麼顏色的衣服,該戴什麼樣的首飾,更有甚者,怎樣婚喪嫁娶,長輩晚輩該怎麼稱呼,他都給規範好了。朱元璋對《大誥》的要求是,所有臣民,至少一家收藏一本,沒事只管背,處理事務時,這就是行為指南。
從朱元璋近乎變態的規範中,我們不難理解,限娛令和樹典型其實都只是他諸多規範中的一個方面,其實質還是樹立封建道德標杆。對老百姓而言,限娛令也好,樹典型也罷,都不過是做做表面文章,目的在於建立道德統治。朱元璋依靠強權,讓老百姓奉《大誥》為聖經,但遺憾的是,他死後沒多久,《大誥》就被他的臣民“飄散在風中”。老百姓喜歡什麼樣的娛樂,整個社會需要什麼樣的道德規範,並非是簡單的行政手段就能從根本上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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