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時期的“貞觀之治”系造假?
《新唐書·食貨志》這麼描述貞觀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貞觀四年),米鬥四五錢,外户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裏不齎糧。”就是説,貞觀四年時社會生產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復,社會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觀,商業狀況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轉。
其實,用“米鬥四五錢”來強調政績顯然缺乏説服力。《漢書·食貨志上》就説:“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意思是糧價過低就會損害農民的利益,糧價過高又會危及國家的經濟命脈,所以説糧價過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釀成普遍性的社會危機。
再説,唐代京畿地區根本不可能會有“米鬥四五錢”的咄咄怪事。同樣是《新唐書·食貨志三》,開篇就説唐都長安所處的關中地區,雖稱沃野,然幅員有限,所出並不足供京師消耗,所以常要靠東南漕米的接濟。而漕米須經水、陸轉運,水路自江淮至東都洛陽“率一斛得八斗”,也就是説漕米自出產地至東都洛陽,運價便要佔去貨物本身價值的二成。再以車或馱轉運至陝,僅三百里地,“率兩斛計佣錢千”,算下來每鬥又需費去運價五十錢。如此一路折騰,縱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來的,不要一文錢,“米鬥四五錢”,也僅及洛陽至長安那段旱路運費的十分之一呢!
長安米貴,本是不爭的事實。大詩人白居易當年遊學公卿,便有當路權臣以“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嘲諷他。貞元年間,關中和三輔地區的米價更有“鬥千錢”的高紀錄,而當時的國家儲備糧庫——太倉的儲米,也僅能維持“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所以,單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數次就食東都洛陽的經歷。
貞元初年,當時的關中地區,還真有過一次谷賤的特例,宰相陸贄便建議政府趁機以平價向民間購買,計在途所費,到太倉後每鬥穀子也得費“錢四十有餘”,每鬥米則要費“錢七十”。元和十五年(820年),李翱在《疏改税法》一文中介紹説,建中元年(780年),“米一斗為錢二百”,經過政府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米一斗為錢五十”。(事見《李文公集》卷九。)
貞觀時的米價,僅為谷賤時米鬥“錢七十”的十四分之一,是經過政府平抑之後“米一斗為錢五十”的十分之一,這可信嗎?這樣的數字只能是史官的偽飾。
那麼出現在初唐那一幕天下大同的治世,就很值得懷疑了。
一個國家的國力如何,還要看局外人的評價,當時的國際友人、高昌國的國王麴文泰,便一直認為初唐時的國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對自己的國民公開説過這樣的話:“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也。”(語見《資治通鑑》第一百九十五卷。)麴文泰在貞觀四年(630年)十二月入朝,這正是史臣最為稱讚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見,卻是“城邑蕭條”,完全不同於《新唐書·食貨志》的説法。
其實,終李世民一生,大唐帝國不僅在經濟上無法與前朝比匹,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遠。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後,有一次,他兒子高宗皇帝李治問户部尚書高履行道:“去年户口增加了多少?”高履行答道:“去年共增加十五萬户。”李治順便又問起隋代及現在的人户情況,高履行答道:“隋代開皇年間全國有八百七十萬户,現在全國有三百八十萬户。”(事見《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説明經過唐代立國之後近四十年間的休養生息,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時的一半。
從兩代經濟與人口情況的對比,貞觀時的國力可見一斑。
《新唐書·食貨志》所謂“人行數千裏不齎糧”,也就是説行旅於途有得到食物補給的足夠保障,無需自備乾糧,這僅能説明商業的初步恢復。至於所謂的“外户不閉者數月”,只要參照麴文泰的“非復有隋之比也”的感慨,便不難明白。
其實,貞觀之治的由來,是有其現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説,“盛世”造假,早有人為之。所謂的貞觀之治,不過是一幫御用史家依樣畫的葫蘆罷了。晉人幹寶在《晉紀總論》中提到太康時的社會現狀時,就有這樣的溢美之詞:“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其口吻與貞觀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如此的太平盛世,卻是不三代而亡,這牛皮未免吹大了,難怪後來房玄齡在主修《晉書》時,要棄幹寶的《晉紀》如敝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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