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啥时候失去尚武精神的
什么是尚武精神?在中国精英们普遍进入“妇女态”的同时,日本的精英们却信奉“左文右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这令当时来访的大清学者极为震撼……
中国的文弱,普遍认为正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
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清初思想家颜元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
他甚至痛骂道:“宋元来儒者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
中国虽然很早就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如同秦始皇控制菜刀一般。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日本的精英们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
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精英们,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日本精英群体已然具有浓烈的阳刚气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写作《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70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着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为这本书写下了充满激情的长达五千言的自序,为中国之武士道“招魂”,唤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
当梁启超呼吁“中国武士道”的时候,革命派和立宪派推出了不同的“民族英雄”:革命派推出了岳飞、洪秀全,标准是种族革命;而立宪派则反对以族群划线,而将向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的张骞、班超、郑和诸人奉为民族英雄。
在一个尚武年代到来之时,中国却又悲剧性地陷入了“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难题之中,“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传统剧目持续上演,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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