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有何独特的正统意识
《十六国春秋》和《三十国春秋》为《晋书·载记》提供基本史料之外,也启发了《晋书·载记》的正统观。一方面,《十六国春秋》和《三十国春秋》皆以东晋为正统;另一方面,二书都对十六国的地位有所认同,前者不废其年号,后者称僭主为王。《晋书·载记》虽未沿袭后两条书法,但对十六国历史的认同,是有二书之影响在内的。
唐朝时已然华夷一体、天下为家,宽广胸襟的唐人多少还是把十六国历史载入正史之中,撰写正史《晋书》更创造性地采用本纪、列传与载记并列的形式,将十六国时的政权列入了正史而不是对立的霸史,赋予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适当的历史地位,尽管仍称僭伪,其实已经淡化了华夷观念下的正统意识。显示出唐人对十六国史较为开明的态度。
后世对《晋书》正统观的评价:《晋书》以前凉张氏、西凉李氏为列传,其理据颇为可疑;但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正统与僭伪的界限,或者说,打破了正史与伪史的界限。析言之,本纪、列传与载记的区分,是正史与伪史的区分;浑言之,本纪、列传与载记合一,又共同成就了《晋书》这部正史。“载记”之体确实蕴涵着褒贬并存的复杂性。尤其是《张轨传》与《凉武昭王传》,以“伪”入“正”,可以说是伪史的“僭越”。
陈寅恪(kè)先生曰:“唐以前诸家《晋书》,可称美备。而太宗复修之者,其故安在?昔汉世古文经学者于《左氏春秋》中窜入‘汉承尧后’之文,唐代重修《晋书》特取张轨为同类陪宾,不以前凉西凉列于载记,而与捌柒《凉武昭王传》中亦窜入‘士业子重耳脱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后归为恒农太守’一节,皆藉此以欺天下后世。夫刘汉经师,李唐帝室,人殊代隔,迥不相关。而其择术用心,遥遥符应,有如是者,岂不异哉!”唐前所修《晋书》,相传有十八家,而唐修《晋书》之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竟从新撰”。可以说,“兼引伪史十六国书”是唐修《晋书》与前代《晋书》的最大不同,而不仅仅限于以前凉、西凉入列传之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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