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评价李鸿章 曾经东方第一政治家已老迈
1894年,当中日双方在海上、陆上激战时,一支来自日方的庞大记者团,时刻紧盯战事进展,并在第一时间把报道发向日本和西方媒体。与此同时,日方还招募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记者,跟随前线日军进行随军采访。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收藏了一套日方出版于甲午战争期间的杂志——《日清战争实记》,其中就登载了许多随军记者的报道和文章。翻阅这些来自于120年前的杂志,我们看到,在这些精心安排的报道里,日方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的罪责开脱、“辟谣”。同时,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其内部情况,在日方看来,简直就是透明的。
发现经过:中日宣战后问世 日方490天出版49期《日清战争实记》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吴先斌馆长介绍,这套名为《日清战争实记》的杂志,是他2009年从北京潘家园买来的。
“我以前就知道有这么一套杂志。2011年9月,我去北京潘家园,在一个朋友那里,与这套书不期而遇。我当即提出,想收藏这套书,朋友很爽快就答应了。”
将杂志带回南京后,吴先斌逐本翻阅。“这套杂志一共有四十九期,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方面出版发行的。我问过懂日语的朋友,他说杂志里的文章,使用的语言相当晦涩,应该属于古日语。好在日语中本身就有很多汉字,而且很多专有名词,比如地名、人名,我们都能看懂。所以我先自己读了一遍,后来又请教了懂日语的朋友,对其中的内容,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杂志里对甲午战争爆发之后,中、日双方的一系列交战直至北洋完败,到《马关条约》签订,都有详细报道。此外,对北洋水师的将领、战舰、战斗力,都有详细的介绍。有的文章,还对中、日双方海军的实力进行了对比。从这些文章看,甲午战争前后,日方的情报之精准,对舆论的驾驭能力之强,确实不容小觑。”
现代快报《发现》周刊记者简单翻阅了一下这些杂志,出版信息显示,这些杂志的发行方是位于东京日本桥区的“博文馆”,编辑者是“岛田薰”,发行人叫“大桥新太郎”。其中,第一期杂志是明治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版发行的,此后,杂志平均十天出一本,到明治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了第四十九期。记者查阅得知,日本的明治二十七年,就是清朝的光绪二十年,用公历纪年则是1894年。也就是说,1894年,在中日双方宣战后的第二十七天,第一期《日清战争实记》杂志就问世了。
评价李鸿章:“曾被称为东方第一政治家,现亦老迈至此境地”
甲午战争期间,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北洋海军的真正统帅。1894年的夏天,当战争的范围不断扩大时,身在直隶总督衙门的李鸿章,一方面遥控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等人进行作战部署,另一方面试图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保存北洋的最后一点力量。而此时,在一水相隔的日本,通过《日清战争实记》,日本国民却对这位遥远的敌人了解得一清二楚。
出版于1894年9月的《日清战争实记》第二编中,有一篇题为《李鸿章》的文章。文章从李鸿章的身世说起,“号少荃,安徽合肥县人,其父名进文,其母名沈氏,生于现清帝四世祖先仁宗嘉庆廿六年,现年七十有三,其祖先皆以文学登上显位。”随后,李鸿章的进学经历、官场履历、政绩,甚至他的样貌,都被一一罗列,细节丰富得令人咋舌。比如,其中讲到他少年时代的老师叫吴方定;他的外貌则被描绘成“身长六尺,身体强健,态度耿直,肤色稍黑,两眼漆黑炯炯有神,牙口不整,因抽烟略有变色”。
文中还讲述了一个有关李鸿章的故事:平定太平天国叛乱后,李鸿章并没有独占其功,他手下的将士为此表示遗憾。李鸿章笑着回答他们说,内乱仅仅是小事,不值得用尽全力,满腹经纶留待他日更有大用途。
虽然这个故事对李鸿章略有褒奖,但在文章的末尾,却对李鸿章在甲午海战中的败绩进行辛辣的嘲讽:“正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曾被称为东方第一政治家的李鸿章,现亦老迈至此境地。”文章对李鸿章当时在清廷的尴尬处境也非常了解,说他“集上下非难于一身,或称已发狂,或称已自尽。虽其发狂自尽一词仅为谣传,然今李鸿章之地位,正如此谣传所示也。”
评价清军:“双方团队作战,人数相同时清兵一定会输”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方就非常注重搜集中方的情报。搜集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战俘,此外战俘还被日方作为人种范例,进行各类医学和体力对抗测量。《日清战争实记》上,就有以《日清两国兵体格的比较》为题的文章,刊载了这类测量结果。从这些测量数据出发,还进一步对清军的军纪、军容、实力做了分析。
《日清战争实记》第二编中还有一篇名为《清军与军纪》的文章,文中肯定了清兵单兵作战的能力,说清兵人数众多,身体强壮,武器锋利,射击术也不差。但是,对清兵团体作战的能力,却予以了否定,“一个欧美人和一个中国人打斗时中国人未必会输,但双方团队作战,人数相同时中国人一定会输,不仅如此,四个欧美人对七个中国人,中国人也赢不了。”
为什么会这样?《清兵与军纪》一文的作者分析:“毕竟,没有同心协力,只顾个人安全,只要军队有难,不顾他人自己先逃走,因此军队只要有一处被打垮,很容易全军覆没。”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做出对日方有利的预测:“除非是改良人种,否则(清军)完全不是我军的对手。军纪本无形,但可以有形地体现,日清战争(注:甲午战争)的胜负可以此判断。”
关于旅顺屠杀:利用西方媒体为日军暴行开脱
1894年11月22日,日军攻陷旅顺,随即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关于这场屠杀,烟台登莱青岛道台刘含芳在次年1月7日的电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日军进入旅顺后,兽性大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见人就杀,有的砍掉脑袋,有的割去双耳;小孩被钉在墙上,有的挖去双眼或割去双耳……屠杀持续4日之久,整个旅顺陷入血泊之中,死尸堆积高达数尺”。
屠杀发生时,英国的海员阿伦也亲眼看到了日军的暴行,他记录道:“日军很快向全城各方推进,凡他们撞见的人都给射倒了。几乎在每一条街上,人们开始被满地的尸体弄得寸步难行”。
旅顺大屠杀发生后,美国纽约《世界报》记者克里曼,《泰晤士报》记者柯文,《旗帜》记者威利,《黑白画报》记者阿斯顿等人,向他们的国家发出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屠杀报道。与此同时,日本积极利用各种途径为自己辩护,他们将日本方面所谓的“真相”发向西方媒体,在本国的媒体上,也做了许多歪曲事实的报道。
《日清战争实记》第十四编中,就刊登了一篇名为《旅顺屠杀公使馆武官证词》的“辟谣”文章。文中称:“攻击旅顺之际,敌方死伤极多,此为事实。然而,国外新闻报道多诽谤中伤,忽略我日军之光荣战绩。”文中还称,几位报道旅顺屠杀的西方记者,都是在主观臆测,他们的证词毫无价值。
为了替日方辩护,文章借用一位不具名的《每日邮报》公使馆武官的说法,称在日军攻城前,城里的老百姓迅速出逃,清兵穿上市民的衣服进行抵抗,所以就出现了每家每户都发生杀戮的现象,“日军使用刀剑时,其结果往往令人恐怖。有时会发生不必发生的杀戮。因此完全不应推测是故意杀戮。有人说日军时而杀戮无辜市民,这也不是故意而为之。这全都源于日本兵使用刀剑时难以区分战员与非战员。”
至于有的西方媒体指责日军在旅顺残杀妇女,这篇“辟谣”文章认为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诬陷,文中还无耻地宣称:“旅顺屠杀仅发生于十一月廿一日晚,翌日晨起从未发生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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