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那么牛 为何没占领西伯利亚?
自秦始皇开始,就在北方修绵亘的长城防线,后世也多次营造,搞得今天还有人对着八达岭的砖墙遥想秦始皇,或是站在山海关城头大谈汉唐雄风,让人哭笑不得。
历代北方长城地图(来源:维基百科“长城”条下,另有董耀会制作的、中国长城学会出版的《中国历代长城总图》,均较准确,读者可自行查阅)
这幅地图的时间轴是自左向右,由战国到明朝,以不同颜色标记不同时代的长城走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秦汉长城的东段,向北远远超出明长城的范围,汉长城的西段,更是跨出了今天的国境,横亘于蒙古国境内。
在某些人眼里,这或许又是一条明朝人血性不如秦汉先祖的证据,这又是一起无知导致的“惨案”。
一个简单反问就是:秦始皇、汉武帝都属于“血性”充沛的纯爷们儿,前者北逐匈奴或可算收复失地,后者的大军却“临瀚海而还”,直接在贝加尔湖(在今俄罗斯境内)饮马,怎么国界只到今天的辽宁、内蒙古,没有占领西伯利亚?
原因很简单,地理。
“400毫米等雨量线”是中国半湿润气候和干旱气候的分界线,也是农耕区和不足以发展农业地区的分界线,农耕民族曾经不止一次地突破这条界线,但都无法长期、稳定地建立有效统治。
为了防御机动性更强的对手入侵,围绕着“400毫米等雨量线”汉人(农耕民族)开始修筑长城、烽燧等防御工事体系,客观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就变成了以长城为界。
按照古人的说法就是:
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
详细对比上面的两幅地图,就会发现,历代长城的走向和“400毫米等雨量线”并不完全重合,这固然有军事力量对比消长的因素,更根本的则是气候的变迁。
春秋到秦汉有一个“高温期”,紧跟着是魏晋南北朝的“低温期”,隋唐气温回升,直到晚唐、五代开启了一个长时段的“低温期”。
平均气温高,降雨量更多,无霜期更长,相应的,农牧分界线也就会北移,秦、汉长城,唐代的三受降城,都得益于这样的条件,才能深入内蒙古草原的腹地。
霍去病曾经触碰西伯利亚,唐军曾穿越蒙古国,蓝玉也曾深入大漠直抵捕鱼儿海,最终,他们的大军还是会回到“自然边界”的后边,等待老对手的再一次崛起,是他们短视、封闭吗?
当然不是。
犁庭扫穴的进攻战争,或许能摧毁游牧民族的“行国”政权,甚至消灭某个民族的绝大部分人口,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当蒙古草原出现势力真空时,东至大兴安岭,西至叶尼塞河流域的原始森林里,绝不缺少垂涎三尺的“接盘侠”。
或许有人会说,那就占领那些地区好了。
不幸地是,相对于广袤的大地,擅长耕种、能理解礼乐华章的汉人数量实在太少了,比如,西晋时五胡纷纷内迁中原,晋人江统在《徙戎论》就说:
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
议论当有夸张成分,但作为汉文明的传统核心区域,关中地区(今陕西南部)聚集了大量羌、氐、杂胡则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说这是个“农夫与蛇”的故事,西晋王朝不接纳胡人,自然不会有五胡乱华。
其实就算晋人紧守边塞,一波又一波的骑马民族迁徙狂潮一样会汹涌而至,不过是请进来,还是打进来的区别罢了,蒙古灭亡金朝(金朝也修有长城防御草原民族),就是典型的例子。
由于北宋、明,两代的人口数量,学界普遍认为记载存在统计口径的问题而有严重的低估,此处直接采用1820年清朝的人口密度示意图来与汉、唐进行对比。
如图所示,清代的人口分布,传统汉地十八行省(孙中山语)一片金黄,而东北、蒙疆、回部、藏区等清王朝的“自留地”,则在长期的封禁下,处于绝对的地广人稀状态。
试想,几个月看不到一个人影的国境线,又如何挡得住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强?假使没有清末的“放垦”,无数汉地百姓的闯关东、走西口,大清朝那所谓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嫁妆”,又有几尺能够留给今天的中国,实在是个未知数。
同样道理,在秦、汉、唐、明这些朝代,长城外面那些地广人稀,难以耕种的土地,真去占有,又能保住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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