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无禁忌 大臣谈论皇帝闺房生活而不受追究
唐代前期政治的特点是宽大通脱,文网也非常宽疏。所以唐代士人多和他们的作品一样狂放。“恃才傲物”、或“言论倜傥”、或“诡激啸傲”、或“不拘细行”、或“狂率不逊”。
唐太宗认为:“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为此,他明确要求“勿上下雷同也”。对于那些只知“顺从”“顺旨”之人他严加责斥:“比来惟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说你这个人从来都唯唯诺诺,没有独立见解,朝廷要你何用?
唐代统治的最鲜明特点就是三教并行,信仰自由,没有禁区。儒学虽被奉为正统,却始终未达独尊。唐玄宗曾亲自注《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这三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经典,颁行天下,以示对三教合一的提倡。
三教并行,自由竞争,终唐一代持续不绝。三教并行形成了唐代朝野一种较普遍的自由宽松空气。所以李白才敢写诗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高适也才能公然在诗中说:“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乃至以循循儒者形象留存史册的杜甫诗中都有“儒术于我有何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之句。到了晚唐,杜牧居然这样写:“跳丸相趁走不住,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为灰。”非儒薄孔,非圣薄尊,在唐代人眼中习以为常,并不视为大逆不道。
唐代言无禁忌。唐代大臣甚至可以在奏折中公然谈论皇帝的性生活。比如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评武后弄了太多的“内宠”,说你有这方面的欲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两个“男宠”,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却太多了:“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南宋洪迈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他罗列一长串例证后,很是感慨地结以一句“今之诗人不敢尔”。
“宫禁嬖昵”这样的禁忌,唐代都可以“反复极言”。那么对“当时事”的抨击的无可顾忌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唐人对时政的讥讽、揭露,间或有碍作者仕途,却从没有人被指为“污蔑、攻击”而遭到贬杀。白居易创作乐府诗“规讽时事,流入禁中”,宪宗“见而悦之,召入翰林学士”。他的《长恨歌》讽刺玄宗荒淫误国,《琵琶行》倾诉仕途的不平,唐宣宗毫不介意,还作诗纪念白居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这种宽松的环境,是唐代文学艺术繁荣的重要原因。唐代那些文人学士画家书法家,个个个性十足,举止率性。正如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所写:“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唐代文人的喜怒哀乐,倾泻而出,毫无滞碍。他们勇于标新立异,作品风格迥异,流派纷呈。后人评价唐诗“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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