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陛下家事” 搞掉唐朝一位皇后一位太子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李治欲废王皇后而改立武则天,召大臣朝仪,元老大臣李绩称疾不入,而褚遂良则以死相谏。过了几天,李绩单独入见,高宗说:褚遂良是顾命大臣,他极力反对,这事儿真的就算了?李绩答道:“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随即下定了决心。
八十年后,唐玄宗开元年间,武惠妃谮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结党营私,玄宗欲皆废之。宰相张九龄担心引发宫廷权力争斗,拒不奉诏。奸臣李林甫一言不发,过后却私下里对宦官说:“此人主家事,何必问外人?”玄宗听说后犹豫未决。后张九龄被罢相,玄宗又提出废太子之事,李林甫说:“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预。”玄宗遂决意废立。
又过了五十多年,唐德宗欲废太子而立侄舒王,宰相李泌说,幸亏陛下和臣商量,要是奸臣(李林甫之流)得到您的旨意,恐怕早就跑到舒王那里邀功请赏去了。言下之意,太子不可废。德宗说:“此朕家事,何预于卿而力争如此?”李泌答道:“天子以四海为家,今臣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太子由是获免。
北宋庄绰在其《鸡肋编》中记述的以上三则故事读来令人感慨不已。李绩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是位列三公的三朝元老,被朝廷倚为长城,可面对高宗废立之议,他却深恐无论反对还是赞成都有可能给自己招惹大祸,便以“陛下家事”为由,放弃了作为朝廷重臣所应负有的责任,纵容高宗轻率施行后宫废立,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篡权扰埋下了伏笔。
与李绩的惧祸心理不同的是,李林甫并非真的是认为太子废立与天下无关,其目的是为了投靠武惠妃,并与其结成政治联盟,从而达到排斥异己、掌控朝中大权的目的。因此,一句“陛下家事”,实际上暗含怂恿和赞同,等于在说“太子早就该废了,皇上您尽管下命令好了。”此后,李林甫居相位19年,贬斥忠良,进益奸佞,杜绝言路,专权自恣,直至铸成安史之乱。
唯有李泌,一心为公,仗义执言。据《新唐书》本传记载,其反对废太子的态度之坚决,以至于让德宗说出“卿违朕意,不顾家族邪”这样的狠话来。可他依然毫不妥协,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最终说服了德宗。不过,我们在为李泌的赤胆忠心所感动的同时,更为他遇到了多少还有些人主之量的德宗而感到庆幸。
其实,后宫与太子废立关乎天下安定和政权稳定,哪里是简简单单的“陛下家事”?那是必须慎重从事、善作权衡的大事。作为朝中重臣,更应从大局出发,提供客观理性的意见,来帮助最高统治者做出正确的抉择。然而,在集权体制下,任何人的身家性命、仕途前程都天然地被绑定在某一部政治战车上,遇到动摇国本的大事时,人们往往会从一己之利出发,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因此或言不由衷、首鼠两端,或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从而将左右天平的砝码毫无保留地托付给最高统治者。这也是造成统治者个人随心所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句“陛下家事”,无论出于惧祸自保,还是出于别有用心,都免不了会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统治者习以为常而独断朝纲,很难听进逆耳忠言,做出正确的抉择;二是统治者受到怂恿而为所欲为,从而宵小群集,酿成后世之大祸。所以,庄绰才会感慨地说:“李绩首倡奸言,遂使林甫祖用其策以逢君恶。至德宗便谓当然,反云家事以拒臣下。则作俑者,可不慎乎?”
庄绰此论极是,不过对集权之下的古人而言,未免有些苛求。就算是现代官场,我们不也时常听闻“领导您说了算”一类的话吗?究其实质,又与“陛下家事”有何分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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