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历史上科举考试之风为何如此盛行?
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历经变幻。先秦时期的官员选拔,大都是依靠世袭制。如果一个人在建国之初立下功劳,被封为大夫,往往在他死后,就由儿子来继承大夫的职位。当时,诸侯的封地叫做国,大夫的封地叫做家,于是中国古代有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这种世袭制有很大的弊端。一国之君,如果贤明那还罢了,如果昏庸,可就为祸不浅。一个平凡的傻子,最多不过是在家里乱搭乱闹,可一个国君,如果是傻子,就要祸害到成千上万人了。可关键还是,许多的昏君,不认为自己是昏君,反而把一些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做的人当成是忤逆之臣,把一些奸邪小人,当成是国家的忠良。世袭制度,流弊广矣。
到了汉代,官员选拔主要靠推荐。推荐的主要名目是孝廉和秀才。汉代特别推重孝道,于是汉代的帝王多冠以孝字。孝廉自然是尊敬孝顺父母的人,古人往往说,忠臣必然出自孝子之门,有一定道理。能够孝顺父母的人一般来说,也能够终于国家,爱护百姓。秀才则是精通一些典籍,比如说儒家的经典,《尚书》《诗经》什么的。相对而言,推荐为秀才的比较少,推荐为孝廉的比较多。翻翻《后汉书》,绝大多数官员出道,都是走孝廉一条路。
为什么呢?因为孝廉比较好作假。秀才必须精通典籍,两人一聊天,彼此有多少墨水就清楚了。可是孝顺不孝顺,关键是看父母乡亲的评价了。可是,在历朝历代,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事情,就有人作假。在汉代,孝顺就可以当官,越孝顺就越越受到大家表扬,既然有实际的利益,那么父母邻居也就会参与造假了。于是,推举制度的弊端也出来了。推举过分的看重了考察者的正直公平。你说他是孝顺那就是孝顺,而没有统一的可以量化的标准。到了隋唐时期,风气为之一边,科举制度的出现,可以说是选官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分为多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进士科和明经科,其他的明法、明算等等都有专项考察。而当时最受人看重的就是进士科。当时有人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三十岁考中明经就算是年纪大了,而五十岁考中进士,那也算是年轻了。据说,在唐太宗时期,每年都有八九百人参加进士考试,可是录取的有多少呢?不过是二三十人,录取比例不到3%,可远远比现在的大学联考,甚至是硕士、博士难考多了。而当时能够来京城参加进士考试的,本身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才子。唐高宗在位三十三年,一共录取的进士不过是五百来人。纵观整个唐朝,一年录取的进士科人员,不超过三十四人。
既然录取人数如此之少,为何几百年来,还有人趋之若鹜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从录取进士科之后,出仕会非常方便。唐朝的许多名臣名相,都是出身于进士科。如王勃、王维、刘知几、陆贽、颜真卿、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唐朝许多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是出自进士科,因此后人称进士科为“将相科”。在史料中还记载了唐高宗时的宰相薛元超曾的一番话:“我虽然富贵过人,但大遗憾,头一件就是不能以进士及第入仕。”就算是身居将相高位,如果不是由进士出身,依然会心有余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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