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鼠疫大爆发 闯王李自成借势入京!
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吊死在景山一棵老槐树上。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的记载。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明人当时的笔记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这是腺鼠疫。腺鼠疫的显着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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