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对抗战的影响 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日热枕
打击日伪气焰
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长城抗战,每次战后无一不是以签订割地丧权的辱国条约而告终。而绥远抗战获得了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胜利。日本关东军原以为晋绥军不中用,一吓唬就跑,“只要由日本人作顾问,以王英部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蒙古军督后,作为第二线支援”就可取胜。事实与日军的愿望相反:近万名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被歼灭,“大汉义军”彻底覆灭。此后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海、绥远、宁夏地区的日本侨民,撤销了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从此,日本关东军也不轻信伪军了。
激发抗日热忱
其次,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各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 ,各地“自动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 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广大群众、各阶层人士及一些海外侨胞自发参加了“捐万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绥”等运动,纷纷要求将绥战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战。上海日商纱厂的4.5万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绥举行罢工。有人认为“这是‘五卅’以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一次打击”。日本当局也承认,“绥战使抗日气氛一度上升”。1936年11月23日天津《大公报》专门配发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杰作《绥东战役中五个民族英雄》。表彰了骑兵师长彭毓斌,旅长董其武,团长张培勋,团长苏开元。副团长张著 。
增强抗战信心
绥远抗战增强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诱发了“西安事变”。各地实力派为绥战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了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其父遗嘱,将87万元的遗产作了援绥款。李宗仁、白崇禧还抗议将抗日七君子监禁,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国志士寒心。”应傅作义之请,宋哲元与韩复榘一度会晤于南宫,商讨援绥事项(由于蒋介石的阻挠,宋、韩援绥事未能实现)。
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第17路军广大将士普遍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东北军的将士找到张学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傅作义在绥远抗战胜利后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张学良却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爱国自尊心。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援绥请缨抗敌书》。1936年12月3日、7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哭谏,要求援绥和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不同意,还以“没必要再派军队去绥远,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为由,将张痛斥一通。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大会上高喊“欢迎武装同志援绥”的口号,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决心。张、杨于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在著名的通电中申明原因,并指出:“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人民举行的西安事变纪念会上讲演时指出:“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由诸多原因诱发的结果。蒋介石拒绝张、杨援绥之请,也是触发兵谏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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