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 努尔哈赤靠哪一句话消灭20万明军
在古今战例上,一般大兵团作战,都喜欢“四面合围”或者“分进合击”的方式,然而,作为兵力较弱的一方,也会利用地形,机动作战,钻进敌人各部之间的空隙,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发生在明朝后期的萨尔浒之战,就是这方面的经典战例。
在明朝万历后期,大明与后金已成明显敌对的双方,在辽东一带经常展开战争,互有胜败。明朝方面觉得必须彻底解决后金这个麻烦,于是决定兴大兵,以数量上的优势击败后金。而后金方面呢,努尔哈赤也觉得必须击败明朝,尤其是歼灭其精锐兵团,以便在今后的交战中占上风,双方都在寻找一场决战。
公元1619年正月,决战机会来了,明朝方面集中47万兵力向辽东发起进攻,由杨镐坐镇指挥,明朝方面真实的兵力,一直说法不一,有的说不过11万,有的说约20万,反正数量远多于后金。都是强有力的军队,但强有力的军队组合起来,未必是强有力的团队,因为战斗力不等于简单的加法或者组合,还得看各路军配合。明军当时从四个方面进军,从北面进军的是马林兵团,从西面进军的是杜松兵团;南面是刘綎兵团,西南面是李如柏兵团。整个作战部署是“分进合击”的思维,看上去似乎稳妥而全面,然而,似乎没有考虑到战争条件的多样性和地理的复杂性。
而作为敌对的一方,后金的总指挥努尔哈赤说:“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说不管你明朝来多少人马,我都不会去一一应对,而是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你一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其实,努尔哈赤说这话的时候,未必胜券在握,他作为较弱的一方,也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迎敌,计谋其实也是逼出来的。
明朝军队虽然规模庞大,但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各路人马之间的进军速度不协调,各有参差,这样一来,就给了后金钻空子的机会。出发一段时间,漏洞就出现了,西面杜松兵团已经突飞猛进,上了前线,南面刘綎却还迟滞在路上。努尔哈赤慌忙率军重点进攻杜松兵团,三月,两军在萨尔浒遭遇。明军与后金军队展开激战,从早至晚,前一阶段不分胜负,但一到黄昏,后金熟悉地形的优势显示出来了,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下,后金占领了河畔、山脚等战略要地,以密集的射击向明军发动摧毁性的进攻,明军外无援军,内受强攻,终于全线崩溃,死伤惨重,杜松战死。
在其他三路军队还在路上的情况下,明朝的西边人马已经被解决掉,不仅战斗力丧失,而且重重地动摇了明军军心。正在前进的北路军得到消息,不敢进攻,只好就地布防。但北路军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们当时配备了足够的火器火炮,如果驻守不动,倒还可以和后金战一个平局,而北路军总指挥马林对敌军人数估计不够,命令阵营移动,想发动进攻,但正当移动之际,各部之间前后不相应,稍有混乱,失去防御的阵营,后金军队从高地俯冲而下,发动突袭,明军猝不及防,全军覆灭,只剩下马林少数几个逃跑。北路军被解决之后,明军人数上的优势丧失殆尽,接着便是刘綎军队和南路溃败,努尔哈赤大获全胜。萨尔浒之战是后明与后金战争逆转的关键,从此后金转入攻势。
竞争对手虽然强大,但如果将其分拆来看待,针对其虚弱的部分,发挥自己
今日网络时代,炒作无处不在,其实古人也很重视炒作。唐代的杜甫就是一位炒作高手,他一生给李白写诗数十首,以显示自己与名人不一般的关系,而李白只回了他一首打油诗。
到晚清之际,文人士大夫更是崇尚清谈,好论时事、兵事、外事,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炒作之风盛极一时。但这些手法在一个人眼里,却只是小儿科,他就是左宗棠——如果要评“大清第一炒作高手”,那非左宗棠莫属。
在任何时候,一个人要想出名,最好的办法是有“故事”,而左公恰恰是这样的人。
早在学生时期,左宗棠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他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我欣赏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
成年后的左宗棠,更是擅长“编故事”。第一个故事,道光十年(1830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当时年仅18岁名不见经传的“农村知识青年”左宗棠拜访他,贺为左之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左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左看。
此事载于《左文襄公年谱》,问题是二人见面的事,其他人并不在场,如何佐证?极有可能是左公自己创作或传播出来的。贺长龄是晚清的大学者,贺长龄之弟贺熙龄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他非常喜爱左宗棠,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也仅此而已。
第二个故事,道光十七年(1837年),回家省亲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20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
这个故事较之前一个更是“别有用心”。陶澍爱才,左宗棠得知陶大人回乡必经醴陵,故而事先写下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印心石”隐含了陶澍一个引以为豪的故事,看到此联,自然心花怒放,引为知音;下联更赤裸裸地拍了陶大人一记马屁。总之,一副对联击中了一个传统士大夫官僚的软肋,竟然不顾年龄和辈份悬殊,与之结为亲家。
第三个故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在回家途中,因为闻悉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其实,林则徐见左宗棠,并非“闻听”其大名,而是缘于陶澍。陶、林二人关系不浅,左又是陶的亲家,陶在信中早已向林大人介绍过许多左的故事。左公拜见林大人,也是因为陶亲家的授意。林大人乐得给陶公一个面子,自然不惜美言。
那么,三个故事都聚焦在左宗棠的“奇才”上,此时的左公到底露出过什么奇才?后人很难晓得。凭常识判断,无非是左宗棠的口才,至于诗文之才——左公显然不如李鸿章,至今不见左公留有名诗文。至于其它才能,凭初识的一面应该难以判断。
为了抬高故事中的人物,左宗棠也毫不吝惜地抬举他见过的名人,如林则徐在左宗棠心目中被视为“天人”。更关键的是,这些故事一般限于二人交往之间,外人之所以得知,无非是当事人的对外传播。于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反正都变成了故事。对此,《清史稿》中说得直白:“(左公)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胡林翼亟称之,谓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还有一个经典段子,说的是长沙发生“劣幕事件”,左宗棠被人告发,受到追查,有个叫潘祖荫的大臣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更是将左公抬到天上。
潘祖荫的一道奏折果真如此管用吗?非也,左宗棠之所以被赦,完全得益于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保救。而潘祖荫这句话或许是真的,却未见载于《清史稿》,倒是在民间广为流传。其所以流布者,无非是左公有意炒作,这与左公“喜为壮语惊人”的秉性极为相得。因此,当左宗棠后来抹杀曾国藩的救命之恩,即令时人感觉不公,为之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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