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是如何成为当时世界的”领袖国“?
什么样的国家能做领袖国?
主要两个标志。一是有它主导的国际组织,例如今日主导北约的美国;二是它敢于担当国际义务,扶弱抗恶,做“善霸”。本国领导人不仅管本国的事,还要管外国的事。
这两方面,七世纪的大唐帝国基本都做到了。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起“政治流亡事件”。
公元651年,波斯国(现称伊朗)遭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国侵袭,京城泰西封(今伊拉克巴格达)沦陷,波斯国王伊嗣俊殉难。伊嗣俊的儿子、王储卑路斯“火线继位”,一边率残军退守抵抗,一边求助“国际干涉”。
卑路斯首先退守到了吐火罗(今阿富汗),在吐火罗人帮助下,一度收复了边疆失地。然而,好景不长,阿拉伯帝国疯狂反攻,卑路斯和吐火罗人难以招架,堪堪就败。于是他们联合向外求援,卑路斯提出到大唐“政治避难”。
国破家亡,波斯君主最后关头为何向大唐寻求“政治避难”?
史学家多是从军事实力对比分析原因。公元7世纪,世界只有两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那就是大唐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两国争夺的焦点就是现在的中亚与西亚。大唐帝国曾与阿拉伯帝国大小争战20余次,大唐军队胜多负少。
所以,当时西域各国,也就是中亚和西亚地区,一旦出现危难,政治流亡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去中国避难。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看,只有大唐帝国能抵制大食的东进。其他中亚诸国,包括东罗马帝国,根本罩不住流亡政权。
当然,这类分析也是不错的,但显然不够全面。这里,除了不可或缺的军事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世界“正统”地位。
无论是在东罗马帝国,还是波斯国、西亚诸国,甚至阿拉伯帝国眼中,都不敢小觑大唐帝国的正统地位。因为它主导着高举国际正义旗帜,具有军事干涉能力的国际组织——天可汗。
说起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天可汗”,众所周知。它不是一个简单名誉称谓,也不是一个纸糊的王冠,而是一种实质性的国际组织体系。昔日“天可汗”,从范围上,算不上今日联合国,但却相当于“东方北约”。这是中国主导的第一个“国际组织机构”,其作用主要是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的担当。维系国际和平,仲裁各国间之纷争,为天可汗首要任务;维护各国独立,不受强国侵略,为天可汗另一职责。为表示对天可汗之绝对服从,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各国军队必须接受天可汗征调,受征中国“维和”平乱。
因为有了天可汗组织,公元七世纪“国际道义舞台”就此为中国领衔。日本人称此时的大唐帝国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亦非谀语。
当波斯流亡君主向中国求援时,此时大唐太宗李世民已逝,进入其子高宗“永徽年”,这个高宗虽然不抵父亲伟岸,但尚有父亲领袖遗风,弱国被强国欺凌,大唐岂能坐视不管?中国皇帝管中国的事,也一定要担当国际道义,管外国的事!他毅然接受了卑路斯求助,马上设立波斯都督府(今伊朗境内的扎博勒),任命卑路斯为波斯都督府都督,将波斯与大唐安西都护府连成一片。
由于高宗没派唐军驻扎波斯都督府,所以波斯全境不久终被大食吞并,波斯都督府也无法独存,卑路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怎么办?大唐还是要管。公元670年,高宗召卑路斯入朝,授“右武卫将军”衔,命人修建长安波斯寺,卑路斯与其子泥涅斯得到妥善安置,定居长安。
尽管大唐没能帮助波斯复国,但摄于大唐之威,阿拉伯大军终究未敢穷追卑路斯到中国内地。因为有了大唐帝国的存在,阿拉伯帝国东进的步伐终被阻挡在葱岭之外。此间阿拉伯大军发动了几次中等规模的战役,结果均败于唐军,后来倾其国力发动怛罗斯会战,20万阿拉伯军面对3万唐军依难全胜。
我们知道,汉朝时的汉军外战成绩也相当可以,但是比起唐军的战斗力,还是有些“不可同日而语”。汉朝战匈奴,历经百年未告全胜。唐时主要有三个外敌:大食、吐蕃、突厥,都为当时的强大民族,突厥后来横行西方,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拉伯帝国横跨欧亚大陆,与唐朝并立。吐蕃帝国则雄据青藏高原,对中原虎视眈眈。但他们与唐军的交锋却基本是败多胜少。突厥力量不弱于匈奴,而唐军却一战定天下。唐朝大将李靖夜袭阴山,活捉突厥可汗,建千古奇功。
公元674年,卑路斯客死长安。这个国破家亡的古伊朗国君,因为有了中国的庇佑,安稳地度过了他的政治余生,避免了成为阿拉伯军团战俘的可能。
扶弱济困、主持正义的大唐帝国,不仅赢得了弱国的尊重,而且占据了政治道义的制高点,成为诸国敬仰的政治大国。一个领袖国的侧证,就是她能建立起对世界流亡者的吸引力和信任度,成为各国政治流亡甚至叛国者的首选国。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在东方乃至全世界,能做到这一步,真正称得上政治大国的,唯有大唐帝国。
而这一切,都是大唐雄风造就。烈烈汉魂,成就华夏旷古烁今的领袖国气质,汉民族一改先秦以后的“内敛”传统性格,携华夏文明,充满自信走向世界,主导世界。古伊朗国君在天之灵,想必也会对此“唐版汉魂”敬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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