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 万历想要立次子福王
所谓“国本”,就是国家的根本大事。在帝制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就是谁继承皇位。
皇长子朱常洛是万历帝和宫女“一夜情”意外所生,他并不很喜欢。对这点,老辣的首辅申时行洞若观火,就在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怀上孩子还没分娩时,害怕夜长梦多的申时行上疏皇上,请册立东宫。如果此时册立东宫,只能是皇长子。
万历帝心中另有算盘,说皇长子还太小,此事不用着急。当时皇长子已经五岁,万历帝大概忘记了,自己也是在五岁时,被父亲隆庆帝册立为东宫的。所谓年幼只是托辞,压根儿他就不喜欢这位大儿子。
十四年(1586)二月,皇帝宠爱的郑妃刚生下皇三子常洵,就立马被册封为皇贵妃。这太不寻常了,因为皇贵妃地位在后宫仅次于皇后,而王氏生育了皇长子已经五年了,还是恭妃,地位在皇贵妃之下,按理说为皇帝生育长子的功劳最大。皇帝如此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显失公平。
由母亲的待遇,大臣们就自然联想到他们的儿子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大家为皇长子担忧。今天看来皇帝让谁当皇帝是家事,但在当时是最大的国事,因为绕过长子把皇位传给其他的儿子,那是对祖宗成法最大的破坏,以捍卫礼制为己任的文臣们当然不能坐视。他们要防患于未然,给皇帝一点压力,使皇帝不能大胆妄为。
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字泰符,浙江慈溪人)上疏指出皇帝偏心。他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皇帝的第三子却列在后宫第二位,恭妃诞育元嗣,反而让她位居贵妃之下。如此以伦理论之则不顺,用人心来度之则不安,流传到天下万世则名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然后再封郑妃。这样做既不违反礼法也不伤害感情。”而且进一步发挥道:“陛下如果真的想定名分,避嫌疑,分主次,莫若听从阁臣的请求,册立长子为东宫储君,以定天下的根本,那么臣民得到了慰籍,宗社之福也就长久了。”显然,姜应麟的奏疏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真的为恭妃抱不平,而是直指皇位继承这第一大事。
这些话句句戳痛了万历帝的心窝,申时行册立长子为东宫的建议虽然令他不愉快,但人家好歹是内阁首辅,不便发作,现在一个小小的七品言官也来指责自己。于是勃然大怒,把奏疏扔到地上,召见大太监,用手拍着桌子大叫:“册立贵妃,并不是为册立东宫做准备,科道官为什么要诋毁朕?!”吓得太监捣蒜似地请皇帝息怒,皇帝过后一想,人家说的有道理,不能太把这个硬骨头谏官怎样,只好降旨为自己辩解:“贵妃事奉朕恭敬勤劳,故特别加封。立皇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到边远地区担任杂职。”
疑君卖直、讪君沽名是皇帝指责科道官最常用的词。到了明朝中期后,敢直白地骂皇帝,确实很容易成为海瑞那样的英雄人物。
于是,姜应麟被贬到大同府广昌县做典史。知县是正七品,往下是正八品的县丞,再往下是正九品的主簿。典史在主簿之下,不入流。
但贬官吓不住文臣们,大明朝多的是不怕贬官甚至廷杖、杀头的一根筋官员,吏部员外郎沈、刑部主事孙如法继续上疏说这事儿,被惩罚。北、南两京数十人为两人求情,皇帝都不理睬,此后上书争论这事的蜂拥而至。
但这只是国本之争的开始,热闹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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